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心里有这样一本账，即使务工期间年年月月缴费不止，也很难跨越累计缴费15年这道高高的门槛，晚年同样与养老保险无缘。

　　湖北小伙子黄咏在深圳已呆了三年了，他对在深圳能否工作15年并没有信心，“现在是经济不景气，没办法在深圳工作满15年，只好早早退保”。黄咏说，他周围所认识的打工的朋友，基本全部退保。

　　不仅深圳，在北京的许多农民工，也有这个想法。19岁的小辛来自黑龙江农村，目前在北京东三环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做保安，小辛所在分公司给城镇户籍者都上了“四险一金”，对于农村户口者，公司则由其自愿选择，不参保则每月多发两三百元。

　　小辛外打工时间并不长，但他不能想象在这个单位甚至北京呆上十几年或更长，”听老乡讲，如果上了保险，最后离开单位不干了回老家，只能退保。何必这么麻烦呢。”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苓玲告诉本报记者，这样完全为城镇职工打造的制度显然无法简单拷贝到流动性强、没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身上，“而且现行规定没有明确‘累计’概念，‘在当地累计工作15年’的硬杠杠只能迫使农民工‘退保’。”

　　跨省转移：壁垒森严

　　冯秀干也表示，农民工工作年限一般是18岁至45岁，即一生中最旺盛的时期，为东部发展作出贡献，而他们中98%以上，不可能在打工地落户安家，等他们年老了，不能干了，只得回到老家，成为西部地区的负担，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跨区域转移，是农民工养老保险遇到的最大的制度壁垒。

　　农民工由于流动性大，在全国各地统筹标准千差万别的情况下，转入地和转出地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规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只能转个人账户，而不能转社会统筹部分的钱。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表示，按照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转移办法来看，转保只要求转个人账户的部分，这样的话，接收个人账户，转入地实际上是吃亏的，因为转入地将承担加上共济基金计算出来的退休金，但又没有收到这个共济。

　　以重庆为例，其曾做抽样调查测算，外出的418万农民工中有82.35万人参保，月缴费基数 1583元，按单位缴费比例20%，个人缴费比例8%静态测算，2008年应缴纳养老保险费43.8亿元。如按现行转移办法，1年最多只能将农民工个人缴纳的资金12.51亿元转回重庆市，而企业缴纳的统筹基金31.29亿元则留在务工地。

　　唐钧表示，反过来，退保给当地带来的好处却显而易见：退保只能退出个人账户中的钱，企业缴纳不超过20%的部分归当地社保基金共济所有。因此出现了很多地方都不愿意接受外地转入，对于退保倒是大开绿灯。

　　深圳便是个受益的城市。按照2008年深圳87.696万退保人数以及深圳企业缴纳养老金10%计入共济基金的比例，结合深圳10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初步计算，每个月农民工退保增加在地方社保统筹基金的金额就达8769.6万元，一年下来就近10亿元。

　　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提出，农民工返乡后，转回养老保险关系的，由于只转移了个人缴费，无法与转入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总费28%有效“对接”。

　　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西部和东部发展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冯秀干也表示，农民工工作年限一般是18岁至45岁，即一生中最旺盛的时期，为东部发展作出贡献，而他们中98%以上，不可能在打工地落户安家，等他们年老了，不能干了，只得回到老家，成为西部地区的负担，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是劳务输入地似乎也有苦衷。本报记者从深圳市社保局也了解到，为了减少农民工退保，该局一直呼吁国家应该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转移机制。

　　“就深圳而言，深圳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居全国较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地可以随意将社保转进深圳，就会导致外来工来深圳干几个月就把关系转进来，这对深圳的养老保险制度将是一个承受不了的巨大负担。”深圳市社保局一人士告诉记者。

　　导致这难题的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学者郑秉文称，“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的是地方统筹，地方利益令转保变成一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