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育秧工厂都是这样的种植模式，让农民农闲时有事可干，又增加一笔收入。监利县农业局正在积极撮合，让部分育秧工厂与尺八镇巨象农业有限公司、朱河镇花园蔬菜合作社对接，由已经成规模的蔬菜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实行统一品种、统一肥药、统一技术指导、统一订单收购，打造监利新的“菜篮子”。

福娃集团规划了5万亩“稻虾共育”模式，采取“反租倒包”、加盟合作等方式，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按照“稻虾共育”模式建设好后，再返租给农户，并为农户提供水稻种植“四代一管”及龙虾种苗饲料防疫等全方位服务，并负责回收稻谷和龙虾。这样，农民不仅可以得到土地流转收入，还有4万—5万元的务工收入。离土不离乡，体面有尊严。

监利县育秧工厂的服务范围已扩散至洪湖、江陵、潜江等县市，今后需要逐步规范，稳步发展。

监利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石必成告诉记者：县政府牵头成立了农业担保公司，通过注入担保基金，按2∶3∶5比例实行政府担保平台、保险公司、金融机构风险分担，按1∶15比例协议撬动金融资本1.2亿元。人保财险监利分公司探索开发水稻秧苗、大棚、农用机械、种子附加等保险新品种，基本实现水稻大田、设施农业保险全覆盖。

正因为监利是水稻生产大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销种子、化肥、农药的经销商趋之若鹜，在乡镇集市上扯横幅，田间地头“走猫步”，走村串户软磨硬泡，花样手段齐全。

李家模说，监利水稻播种面积220多万亩，是一个巨大的农资投入品市场。过去，遍布监利县300多家农资厂家品牌、1200家代理点，水稻品种最多时达200多个。各种农资品牌让农民无所适从，假冒伪劣品种不乏其中。

监利县年年召开水稻主推品种推荐会、实施“优质稻米工程”，在众多品种中优选出几个具有合法法、优质性、高产性、抗逆性的主推品种。然而《种子法》规定了农民有自由购种权，农民买种一看上年、二看邻居、三问米厂，不一定完全听从政府引导。2012年，部分农户选种植的超级稻“准两优608”、“两优1128”，这两个品种本质不差，亩均产量较高，但是未必适宜监利县的种植条件，其质量不高，壳大米小，虽然采用每斤1.10—1.15元的低价定位，仍然有价无市。

育秧工厂的发育，迅速扭转了这一局面，从源头上把住了种子关口。2尺见方的育秧盘上，孵化出高质量的水稻秧苗。随着机械插秧的推广，全县水稻优质率达99%，主导品种覆盖率达到80%。

育秧工厂服务面广，有合同上的“风险赔偿”约束，不敢对水稻种子掉以轻心，雇佣专业技术团队仔细甄别市场上的种子，县农技部门也积极参与到水稻品种筛选推荐过程中。工厂化育秧经过浸种、清洗、脱毒等步骤，育出的秧苗病菌少，秧苗均匀、健壮、整齐，提高了粮食安全系数。

在汪桥镇华洲育秧基地，记者见到了回乡务农的华中科技大学的硕士刘应文，他那双冰冷而粗糙的大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育秧时节，为了抢时间下秧，整天不停搬动育秧盘，手上可能布满血口子。”刘应文说。

早年在外搞建筑挖到第一桶金后，刘应文敏锐地捕捉到育秧工厂的市场机遇，2012年果断携带资本和“知本”下乡，已办起两家育秧工厂。“研究生回乡种田”在监利传为美谈。

在刘应文看来，工厂化育秧只是第一步，由工厂化育秧带来的对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的整合作用，无疑蕴藏着提升农业效益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去年夏收后，他与一些知名大米加工、运营商洽谈，探索共建大米质量安全追溯机制。他认为：“农村土地经营高度分割、经营主体高度分散，造成农业生产散乱，谷贩子混乱收购，又造成销售混乱，几者相加，导致农业生产无法做到质量安全回溯。这对粮食安全和大米品牌都是损害。”

方冰对记者说：“大米加工企业就怕有些农民自行选购非适宜性品种，种出来的稻米品质不达标。”根据福娃集团规划，在3—5年时间内，要培养3000名掌握有机稻生态农业种养技术的职业农民，把建设有机稻生态农业基地与集团品牌建设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让粮食值钱，让农民致富，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