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红卫 余向东 张伟宾 余爱民

冬季的江汉平原，不乏生机。

在“湖北产粮第一县”、“全国南方水稻第一县”监利的土地上，片片深耕过的良田，黑褐色的泥土翻转过来，上面还带着铧犁的印迹。水稻秸秆正在泥土下发酵，等待来年春季整田下秧。

新沟、尺八、黄歇、毛市、三洲等农业重镇，“育秧工厂”正在扩建，合作社正在洽谈农资购销，农田调整和流转签约正在酝酿；大棚里的绿色蔬菜，不时向路人探出脑袋。

拥有近300万亩耕地、180万亩粮田面积，监利县在湖北省乃至我国中南稻作主产区，有着稻米产业风向标的意味。2012年3月，农业部在这里召开“南方早稻生产暨集中育秧调度检查会”。湖北省财政2012年起，每年拿出5000万元，专项奖补种粮大县推广工厂化育秧。

最近两三年，育秧工厂、旱田大棚育秧风靡监利，吸引了大量关注的目光。当这项技术日臻成熟，真正丢掉裹脚布，在土地上“快速跑动起来”，所展示出的生命力、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始料未及。

监利县委书记董新发说：“育秧工厂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平台，打开了现代农业经济的市场化窗口，充分体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监利县的具体作法是：牢牢把握现代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机遇，以育秧工厂为纽带，以全产业链打造为重点，以市场主体为依托，以金融保险为支撑，力争把粮食生产由“包袱”变为“财富”。

据监利县农业局统计，2014年全县机插秧面积120万亩，已占全部水稻播种面积的半数；粮食总产高位攀升、突破30亿斤，其中水稻产量28亿斤，再次被农业部表彰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

本报记者长期追踪采访监利县稻米生产，对育秧工厂在种植模式、管理模式、仓储模式、劳动方式等方面所引发的变革，也是始料未及。当农业生产力提升至一定台阶之后，一次关键技术环节的突破，尤其水稻机插秧这种类似于“前轮驱动”技术的推广，竟然顺理成章地串联起全程机械化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全程带动农民增收、全程质量管理追踪“四大链条”。换句话说，补齐了最后一块短板，系统功能全面提升。

弯腰耕田，弯腰育秧，弯腰插秧，弯腰田管，弯腰割稻——水稻种植“几弯腰”，几千年来几乎要把农人的腰杆压垮。农业的出路、农民的出路在于机械化，而且必须是全程机械化。

监利稻田耕整、水稻收割的机械化程度已经高达98%以上，但“弯腰育秧、弯腰插秧”的关键环节一直没有突破。农户分散育秧，技术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特别是早稻育秧易受倒春寒灾害及低温影响，可能出现烂秧死苗，影响水稻收成；早期尝试工厂化育秧者，在旱育秧技术要领、标准化秧苗供应、农民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制约。因此，机插秧多年“推而不广”。

周老嘴镇农技员周振涛，多年摸索旱田大棚集中育秧和机插秧技术，在育秧盘、插秧机、大田之间反复试验，于2010年获得成功，当年机插秧试验田水稻长势良好，平均产量比手栽秧高出50斤。2011年他率先建成第一家育秧工厂，之后每年新增十余家。截至目前，全县建成工厂化育秧基地43家，集中育秧示范点220家。

监利县种田的老把式、新能手数不胜数，大家公认周振涛为“工厂化育秧和机插秧第一人”。周振涛告诉记者，手插秧改机插秧需要突破几个关键环节：首先是机械插秧对田块平整度和含水量要求比较一致，不能起伏太大，也不能太干或太稀；其次是秧苗规格要一致，一般高度在15公分左右；最后是秧苗疏密长度要规范，只有整齐均匀的秧苗才能避免缺苗漏苗。

“育秧的过程好比培育幼子。”尺八镇石岭村老支书蔡新福说，他种植60亩稻田，过去每年育秧时，就把被子行李卷到田边住下来，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

双脚浸泡在水田里的农民，终于能够彻底挺直腰杆种粮，彻底从辛苦沉重的田间劳作中解放出来。

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进程中，机插秧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严重梗阻，必须要“啃下来”。或快或慢，或在江浙或在两湖，各地的探索相互借鉴，也早晚要汇成潮流。

机插秧技术在监利县的推广，领先全国，率先打通了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链条。至此，水稻播种、育秧、插秧、耕整、防治、收割、烘干等所有环节，全部可使用机械操作，全县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去年达到83.8%。

传统水稻种植，采取一家一户大田育秧，育秧床占地与插秧面积比为1∶10；改为大棚旱育秧后，比例一般为1∶150以上，大大压缩了育秧床占地面积，节省土地。

机插秧的突破，让监利县县长黄镇有许多兴奋点：解决了季节性劳动力缺乏的难题，有效化解新时期谁来种田、怎样种田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粮食生产效率，推动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带动现代农业的整体推进。

一批粮食种植大户、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理事长们，一下子觉得天宽地阔、心情松弛。福娃集团副总经理方冰说，举一个例子，过去每到插秧时节，大面积土地经营者用工贵、用工难，十分头痛；更为苦恼的是，花高价请来的部分“插秧工”偷工减料，只管按插秧亩数获得劳务费，把秧苗行距、株距拉得离谱。采用传统的“扔草帽方式”进行验收，一顶草帽扔到田里，变魔术般没影了，再扔一顶只露出个帽沿儿。

的确如此，各种原因导致手工插秧难以保证每亩的秧苗数量，插下的秧苗参差不齐，每亩株数只有1.2万株以下，而“公正的”机械插秧解决了这个问题，能够确保株数达到1.4万—1.5万株，从而为保证粮食亩产创造了条件。按每亩增产25—50公斤计算，对于拥有240万亩播种面积的水稻生产大县来说，汇成了一个大数据。

“眼睛盯着水稻田”的县农业局局长李家模告诉记者，水稻“单改双”的数据，也年年往上蹿，去年有80万亩了。周振涛和他的三丰农技专业合作社，通过早稻早播、晚稻选用生长周期短的品种，探索出适宜在监利县推广的双季稻种植模式，双季稻综合亩产比单季稻要高出600斤以上。

“育秧工厂”同时推动土地大面积流转，去年流转土地80万亩，预计今冬明春新增土地流转20万亩；监利县水稻种植大户增加到上万家，家庭农场也从400多家增至2320家；现已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2家、农业专业合作社640家。

1月11日下午，周振涛来到福娃集团，商讨签订农田作业服务的合作协议。

一年前，福娃围绕稻米全产业链战略，组建了包括福天下、三丰等十多家合作社在内的福娃三丰合作联社，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整合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公司+基地+农户”到“公司+合作社+农业工人”；从“稻鸭共育”到“稻虾共育”和“稻虾鳖立体养殖”；从单项农事服务方式到“四代一管”的农机综合作业服务，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纳入到统一的经营服务体内。

如果说育秧工厂、合作社是一艘艘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舰船，那么由福娃领衔的合作联社则是全县提供社会化服务的航母。在福娃集团等实力企业的强势带动示范下，每一个育秧工厂，都成为新型经营服务主体的“领头羊”，及综合的现代农业服务平台。

监利县43家育秧工厂，都深度介入了农资供应、水稻种植、加工、销售各个环节；还先后衍生出了5家测土配肥站、15家统防统治合作社、9家粮食烘干储存网点。

采访中记者也有疑问：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同时也是服务主体，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育秧工厂能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一经出现便“执牛耳”，确立其统领全局的地位吗？

监利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邹海滨向记者解读：“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不奇怪。”同样是一个“前置驱动”效应，从水稻生产全产业链的第一道关口切入，剩下的事情“顺流而下”、整体打包了。

育秧工厂兼有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化服务组织和涉农企业属性，它本是市场化产物。在这个全新的要素集聚平台下，重新孵化或收编合作社，将原来合作社“几统一”服务优势笼而统之，把经营与服务“两张皮”彻底粘合在一起，把稻米产业所有链条彻底打通。

位于尺八镇的尚禾育秧工厂，囊括了10家合作社：农机合作社有300多台大型机械，在尺八、三洲两镇设立办事处；水稻种植合作社有12个联络组、200多人；农资合作社有8个分社，覆盖全镇所有村庄；育秧工厂有6个网点，辐射4万亩农田；测土配肥有3家网点，设有专业农技服务人员；统防统治2个网点，粮食收购、烘干储存、土地托管、蔬菜种植等都建立了合作社。尚禾老板欧阳斌说，育秧工厂是个“双主体的服务龙头”，合作社反倒成为产业链上的各个专业服务环节。

昊天合作社流转3700多亩农田，以育秧工厂为带动，网罗68名农机手，组建专业的耕整、机插、收割队伍，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湖北机王”肖基虎，2013年加入昊天合作社后，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他在合作社担任技术指导老师，每年工资5万元，加上每亩15元服务提成，去年收入近30万元。肖基虎说：“合作社对农机手和订单信息进行有效调配，哪里需要就指向哪里，农机手不会在路上浪费时间，极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目前，监利县64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有344个归在了育秧工厂名下，承载集中育秧、农机服务、统防统治、农资供应、水稻种植、蔬菜生产等多项功能。当然，其他专业合作社与专业技术服务组织，也依然发挥着作用。

而在福娃集团董事长谢松柏看来，构建合作联社、推进粮食生产全产业链的融合，能够实现合作社之间优势互补，进行统一调度、分配和管理，继续提升服务功能；同时拥有更大的农资采购议价权，加工销售定价权。有龙头企业做后盾，能够为合作社提供融资担保的金融服务创新，以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问题。

监利县委常委胥金普告诉记者，这两年监利县以补贴、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三种方式全力扶持育秧工厂发展。资金扶持实行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县财政对每个标准化育秧工厂一次性补贴20万元左右；金融服务实行竞争分配贴息贷款，2014年对全县7000家新型经营主体贷款贴息2900万元，融资3亿元；政策支持方面，对土地连片流转500亩以上的受让者每亩给予30元的奖励。形成了“政府+银行+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三农金融创新模式。

市场主导的经济新常态下，没有效益的事情不会长久。无论育秧工厂，或是合作社、龙头企业，串通起来的农业产业链，必须是利益链、效益链，才可能牢靠。

监利县委副书记张道毅说，从社会资本源源不断进入监利农业、投建育秧工厂这个现象，看得出“工厂”牵头、各“车间”利益链条的合理构建。“育秧工厂”这个平台磁力的强劲释放，创造出新的巨大市场。

育秧工厂的客户、市场在哪里？在农民那里。先来剖析一个案例：

尺八镇双红村农民何伯文，自有12亩承包田，以低廉价格从亲戚邻居那里流转了97亩，合计种植109亩水稻。2013年每亩生产成本如下：整田、收割150元，插秧210元，农药与除草剂150元，种子60元，肥料160元，水费50元，合计780元；外加土地流转租金、家庭劳动投入，综合成本至少千元以上。每亩收入情况：亩产1100斤湿谷，每斤1元。老何的结论是：基本没赚钱。

2014年，何伯文在把插秧和打药施肥等田间管理，打包交给尚禾育秧工厂，插秧和种子节省20元，农药和化肥节省130元，平均每亩节省成本150元；平均亩产在1300斤往上，增产效果明显，“赚了几万块”。

“每亩节省的成本，实际上超过150元，否则育秧工厂岂不是白干。”欧阳斌说，“节本这一块，农户得2/3，育秧工厂得1/3；增产增收那一块，全归农户了。”

投入降下来，产量却能提上去，这本账还要细算：第一，机插秧代替人工育秧、插秧，节省劳动力成本；第二，统一购买种子、农药、化肥，多买优惠，集团采购价格降低10%以上；第三，专业测土配方施肥，因地施肥，对症下药，减少化肥施用量；第四，在技术人员指导下，一喷三防，减少用药量及喷洒次数；第五，好种、好肥、好管理、好技术，取得良好增产效果。

过去水稻收获赶上阴雨天，农户不得不把湿谷低价卖给粮食经纪人，自认吃亏。育秧工厂实行“粮食不落地”一条龙收割、烘干、储藏，又解决了一道题。

“没想到育秧工厂节本增效的作用这么大！”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钟涨宝教授专程到监利县调研农民收入问题，他得出结论：育秧工厂所提供的综合服务，让农民亩均增收500元左右。

种粮大户得实惠，育秧工厂自身也要追求经营效益。尚禾通过为周边两个乡镇1.7万亩水稻提供机械插秧和统防统治，去年共实现利润收入300万元。刨去春夏5个月育秧时间，每年8月初至次年2月底，正好利用育秧大棚种植蔬菜。记者看到，尚禾育秧工厂的塑料大棚里，香菜、菠菜、藜蒿等各色蔬菜郁郁葱葱；一个不到0.6亩的菠菜大棚，每年毛收入5000元以上。

多数育秧工厂都是这样的种植模式，让农民农闲时有事可干，又增加一笔收入。监利县农业局正在积极撮合，让部分育秧工厂与尺八镇巨象农业有限公司、朱河镇花园蔬菜合作社对接，由已经成规模的蔬菜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实行统一品种、统一肥药、统一技术指导、统一订单收购，打造监利新的“菜篮子”。

福娃集团规划了5万亩“稻虾共育”模式，采取“反租倒包”、加盟合作等方式，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按照“稻虾共育”模式建设好后，再返租给农户，并为农户提供水稻种植“四代一管”及龙虾种苗饲料防疫等全方位服务，并负责回收稻谷和龙虾。这样，农民不仅可以得到土地流转收入，还有4万—5万元的务工收入。离土不离乡，体面有尊严。

监利县育秧工厂的服务范围已扩散至洪湖、江陵、潜江等县市，今后需要逐步规范，稳步发展。

监利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石必成告诉记者：县政府牵头成立了农业担保公司，通过注入担保基金，按2∶3∶5比例实行政府担保平台、保险公司、金融机构风险分担，按1∶15比例协议撬动金融资本1.2亿元。人保财险监利分公司探索开发水稻秧苗、大棚、农用机械、种子附加等保险新品种，基本实现水稻大田、设施农业保险全覆盖。

正因为监利是水稻生产大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销种子、化肥、农药的经销商趋之若鹜，在乡镇集市上扯横幅，田间地头“走猫步”，走村串户软磨硬泡，花样手段齐全。

李家模说，监利水稻播种面积220多万亩，是一个巨大的农资投入品市场。过去，遍布监利县300多家农资厂家品牌、1200家代理点，水稻品种最多时达200多个。各种农资品牌让农民无所适从，假冒伪劣品种不乏其中。

监利县年年召开水稻主推品种推荐会、实施“优质稻米工程”，在众多品种中优选出几个具有合法法、优质性、高产性、抗逆性的主推品种。然而《种子法》规定了农民有自由购种权，农民买种一看上年、二看邻居、三问米厂，不一定完全听从政府引导。2012年，部分农户选种植的超级稻“准两优608”、“两优1128”，这两个品种本质不差，亩均产量较高，但是未必适宜监利县的种植条件，其质量不高，壳大米小，虽然采用每斤1.10—1.15元的低价定位，仍然有价无市。

育秧工厂的发育，迅速扭转了这一局面，从源头上把住了种子关口。2尺见方的育秧盘上，孵化出高质量的水稻秧苗。随着机械插秧的推广，全县水稻优质率达99%，主导品种覆盖率达到80%。

育秧工厂服务面广，有合同上的“风险赔偿”约束，不敢对水稻种子掉以轻心，雇佣专业技术团队仔细甄别市场上的种子，县农技部门也积极参与到水稻品种筛选推荐过程中。工厂化育秧经过浸种、清洗、脱毒等步骤，育出的秧苗病菌少，秧苗均匀、健壮、整齐，提高了粮食安全系数。

在汪桥镇华洲育秧基地，记者见到了回乡务农的华中科技大学的硕士刘应文，他那双冰冷而粗糙的大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育秧时节，为了抢时间下秧，整天不停搬动育秧盘，手上可能布满血口子。”刘应文说。

早年在外搞建筑挖到第一桶金后，刘应文敏锐地捕捉到育秧工厂的市场机遇，2012年果断携带资本和“知本”下乡，已办起两家育秧工厂。“研究生回乡种田”在监利传为美谈。

在刘应文看来，工厂化育秧只是第一步，由工厂化育秧带来的对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的整合作用，无疑蕴藏着提升农业效益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去年夏收后，他与一些知名大米加工、运营商洽谈，探索共建大米质量安全追溯机制。他认为：“农村土地经营高度分割、经营主体高度分散，造成农业生产散乱，谷贩子混乱收购，又造成销售混乱，几者相加，导致农业生产无法做到质量安全回溯。这对粮食安全和大米品牌都是损害。”

方冰对记者说：“大米加工企业就怕有些农民自行选购非适宜性品种，种出来的稻米品质不达标。”根据福娃集团规划，在3—5年时间内，要培养3000名掌握有机稻生态农业种养技术的职业农民，把建设有机稻生态农业基地与集团品牌建设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让粮食值钱，让农民致富，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全。

育秧工厂大面积推广配方施肥、统防统治，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也让生态水稻种植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董新发认为，作为全国水稻生产第一县，监利县有责任从品种、质量、加工、品牌上取得新突破，靠自己主宰命运、赢得市场。育秧工厂对稻米产业品牌建设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构建，发挥了“定盘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