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奉贤区庄行镇的顾木华不会想到,一个人种227亩水稻可以是件轻松事。甚至儿子可以子承父业,心甘情愿做个“农二代”。
和顾木华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今年35岁的刘华,他放弃自己开的广告公司,回乡种野菜,做小农场主。
成全他们的,一部分源于时下上海全市推广的一场与农地流转有关的家庭农场试验,这是一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另一方面,也是“现在种田和原来完全不一样”。
事实上,这也是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在城镇化推进、耕地减少的同时,大量农民因分散种植无法产生可观收益,进而选择告别农业进城务工。长此以往,10年、20年之后,谁来种地?
为解决这个问题,2013年1月,“家庭农场”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14年,家庭农场模式在上海所有涉农郊区推广。
家庭农场模式的推广很快见到成效。据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方志权日前介绍,2005年,市委农办在郊区4个区县选取4个村,选取1000个样本调研,结果显示,无一人愿意做“农二代”。但是,到2013年,松江家庭农场主中,就有40多户是子承父业。
不过,早报记者日前历时两周调查发现,真要解答这个问题,仅仅是家庭农场远远不够。“创新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要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就要先让种田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上海市农委秘书长邵启良说。
儿子辞职回家做农二代
奉贤区庄行镇的顾木华今年59岁,种粮已经40多年,他是上海农民中最早接触现代农机的一批人。
20多岁的年纪,顾木华在村农机站搞农机。那时候,大多农户都是分散经营,顾木华的优势并不太明显。
不过,2004年顾木华成立上海庄邬农机合作社,技术和农机优势开始体现。虽然当时只有3台收割机、5台拖拉机,不过每到农忙时,这些农机就成为抢手货。
2013年,奉贤区开始推进家庭农场。顾木华成为第一批受益人。他流转到227亩土地,全部用来种粮。顾木华说,自己现在雇佣5个员工(主要是摆弄机器),农忙的时候再请亲戚帮些忙。
“现在种田和以前不一样了,大多数时候是机器在做事。这在以前,一个人种几百亩田,想都不敢想。”顾木华说,如果一定要说自己种粮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他很早就明白了农机对于种粮的重要性。
现在,他的合作社已经购进收割机9台、中型拖拉机13台、插秧机6台,采取从育秧、耕地、插秧、收割一条龙常年服务的方式,服务吕桥、新华、长堤等村的23户种粮户和合作社。
去年一年,顾木华的净收入就达40万元。也就是这一年,顾木华获得农业部颁发“全国种粮大户”证书。享受这一荣誉的,全上海仅有3人。
按照家庭农场的规定,顾木华明年就60岁要退休了,不过,对于谁来继承自己的事业,他毫不担心。
早在几年前,他的儿子顾秋峰就从一家化工厂辞职回家,跟着他种地。“以前我觉得种地丢脸,抬不起头。但是大学毕业后到工厂,同样经常加班,也很辛苦,赚得还没有我爸爸多。所以就回家跟着他学种地。”顾秋峰说,现在种地和以前不一样了,坐在插秧机或收割机上,种地变得轻松很多、体面很多,也职业化很多。现在,34岁的顾秋峰不但掌握了农业生产关键技术,还学会了操作各种农机,“我早想好了,等我爸爸退休,就接他的班,做个‘农二代’。”
松江家庭农场已过千户
今年35岁的刘华是浦东新区老港镇农民。20岁出头的时候,刘华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十几年下来小有积蓄。那时候,刘华开始迷茫,想做一些实在的事,改善自己生活圈子的质量。
三年前刘华开始承包种地。最开始,他在地里种些野菜、小黄瓜。但真的丰收了,刘华又在发愁没地方卖。
好在没多久就出现了转机,刘华所在的欣河村有个上海静笃果蔬合作社,农户如果加入,种什么怎么种都要听合作社的,但收获时,合作社会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民完全不愁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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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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