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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毕业后回老家务农创业成种粮大户


 

女大学生毕业后回老家务农创业成种粮大户

稻田里,杨娇阳在开拖拉机运粮。

  在浙江,有很多像杨娇阳这样的大学生职业农民,他们被称为“新农人”。他们中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在质疑声中投身农业生产一线。而今,他们用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交出了答卷,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谁来种地”这个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的难题

  今年是杨娇阳回到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老家开展农业创业的第6个年头。在媒体描述中,这个80后的女大学生由一个爱哭的女孩,一步步转变为“职业农民”、“粮田CEO”。

  与此同时,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大学生毕业后务农的例子越来越多地涌现。

  浙江、江苏、河北、福建等地都有大学生农业创业的案例见诸报端。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规模化种植、发展生态农业等都是大学生群体步入乡野后的选择与探索方向。

  务农人员“断层”之忧

  法治周末记者见到杨娇阳是11月13日的下午,天台县阴有小雨。

  第一次见杨娇阳,很难把眼前这个娇小的姑娘与“种粮大户”、“售粮大户”这些词语联系起来。她有着小麦色的皮肤和栗色的波浪长发,围着一条七彩的围巾。

  这是她“不干活”时的装扮。

  到达杨娇阳的合作社前,记者路过了成片金黄色的稻田。有些已经收割的地方,有火烧过的痕迹,只留下黑黑的稻苗杆。

  法治周末记者随杨娇阳来到谷仓,一台烘干机里火势正旺。收割来的稻谷,烘干后就可以装袋,去粮站售卖了。

  谷仓的外面,一辆装载着粮食的车正准备出发。杨娇阳向出车的“工头”打了声招呼,交谈了几句有关售粮的事宜。

  杨娇阳告诉记者,今年她所在合作社的大部分稻田实现了增产。“去年每亩地产1200斤,今年能达到1300斤。”

  仓库外面,七八个60岁左右的农民,见杨娇阳来了,忙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向杨娇阳反映情况。杨娇阳只是简单和他们打过招呼,径直走进仓库和“工头”交谈。

  仓库外的农民都是杨娇阳在农忙时请来干活的短期工,男女比例大致相当。在采访杨娇阳时,这个画面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轻姑娘指挥着一群五六十岁左右的农民干活。

  杨娇阳告诉记者,务农人员的要价不断提高,现在男工每天的报酬是100元,女工则是70元。男工主要做些搬运活儿,女工一般负责包装、捆绑等工作。

  不过,即便待遇不低,杨娇阳还是很难请来愿意干活的农民。“很让人担心。”她叹了口气,然后说。

  除了这些短期工,杨娇阳的合作社还雇佣了7位“工头”。他们的年龄在40岁到50岁之间,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杨娇阳看来,为他们提供的待遇非常丰厚——包吃包住,每年5万元现金。

  “如果愿意务农的老人们离开了,就真的面临务农人员断层的情况了。”杨娇阳皱眉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回乡,不愿意从事农业。”

  事实上,“谁来种地”这一问题,早已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担忧。

  有调查显示,许多地方留乡务农者以妇女和中老年人为主,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超过50%;占农民工总量六成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乡务农。

  例如,湖北省公安县当地务农人员中80%以上年龄在50岁至65岁之间,这些“老农”中又有80%出于各种原因勉强照看着自家的“口粮田”。

  不仅如此,从农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真正务农者也是寥寥。

  园艺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付本涛,是自然之心(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员。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生态农庄的田间地头工作。

  付本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所在的农业相关专业本科班级里,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人不超过三成;硕士班级中,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比例能占到六成左右。不过,其中大多数人选择考农业部门公务员及相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很少有人像自己一样真正从事农业生产。

  女大学生务农样本

  2007年,杨娇阳从浙江省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毕业以后,在宁波一家公司担任会计工作。但是工作的悠闲、重复,让杨娇阳越来越不满意这份工作。杨娇阳也在怀疑着扎根城市的选择。她发现自己在城市里渐渐丧失了理想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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