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松松（左）和黎兵春（右）去看望袁隆平。

袁松松和一有意加入合作社的种粮大户讨论水稻种植。

袁松松在察看秧苗的生长情况。

　　在深圳，一些人面对不顺的时候会开玩笑说“我只好回老家去种田啦”，惯性思维里，回乡种田似乎是一种最后的无奈选择。

　　如果我告诉你，有两个青年回乡种水稻，年收入达到数百万。其雇佣的员工，年收入最少的也在5万以上，多的则达到了30万，而且享有大量休假包括三个月的年休假，你作何感想？

　　这两个年轻人就是袁松松和黎兵春。2008年12月，在深圳公安机关工作的江西小伙袁松松辞职回乡种粮，晶报报道后曾引起轰动。到今天，袁松松和同是返乡种粮的黎兵春所联手创立的“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旗下已有5万亩稻田，机械化程度达到80%。

　　两人说，劳动力外流、土地经营权流转让规模化耕种成为可能

　　很多“破例”仍艰难

　　2008年年底，袁松松回乡前，曾说让他下定回乡决心的，是两个原因：1、他曾给袁隆平写了多封信讲述自己想成为种粮大户的梦想。袁隆平承诺会给他提供技术支持。2、他给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写了一封信，说想了解国家未来对于土地、粮食等的政策。苏荣亲自给袁松松打来电话，介绍了江西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政策和构想

　　2013年，再见袁松松，他说其实最大的原因是：2008年孩子在老家因为意外夭折了。袁松松说自己当时的感觉是：在外面混和孩子不在一起，和父母不在一起，和从小生长的土地不在一起

　　父母对袁松松的回乡是反对的。父亲说“种田没出息又累，你已经出去了为什么要回来。”

　　2009年年初回乡后，当地团市委的“青年创业扶持计划”给了袁松松60万贷款，袁松松说能拿到这么多贷款算“破例”了。有了资金，接下来就是要找大片土地，袁松松听说隔壁乡政府手里有不少田，于是找到了自家所在乡的书记做工作，最终拿到了830亩田。

　　袁松松说，贷款多、领导帮忙，都有“破例、树立典型”的意思。不过起步仍然很艰难。830亩土地有半年是淹在水里的，只能种一季，有几十亩地还不能种水稻。而土地的租金比小块正常土地还贵。

　　为了方便管理，袁松松在田头搭了一个窝棚。一天，刮大风，窝棚的顶被掀了，里面的电视机、床、衣服什么全部浇透了，请来的雇工吓坏了，趴在床边一动不敢动

　　农业似乎与时代脱节了

　　第一年下来，830亩田的净收入是8万块。收获时父亲很高兴，可袁松松却觉得，每亩田的净收入太少了，他总结了问题所在――

　　袁松松发现了很多问题：承包的田在隔壁乡，谷子拉到自己家附近晾晒，运费花了不少；联合收割机是还在磨合期的新机器，浪费了好多谷子  这些问题，他自己能解决，而有些问题则不能。

　　比如，种田的成本之一，是化肥、种子等“农资”，农资的市场价和出厂价差距很大。袁松松曾到九江的一个化肥厂想直接从厂里买化肥，化肥厂表示“年需求达到200吨我们才和你交易。”200吨意味着需要有数千亩田  别的农资采购中，袁松松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还有，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并没有一套公开公正的规则。830亩田第一年承包到期后，因当地村民反对便很难继续承包。

　　南昌附近曾有一片面积达7000亩的土地发包，提出了要“龙头企业”、“一次性交纳1400万保证金”。而农业经营者无法像工商业那样拿到贷款。袁松松说“农资设备、农村房子、土地承包权都不能抵押，城市里订货合同也可以变成钱，农业却只有靠自有资金起步。”

　　国家政策在农业里似乎也不起作用。比如国家对种粮有补贴，可在土地流转的情况下，真正种田的人根本拿不到，有原始承包合同的人却凭空拿走。更荒谬的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物的荒田一样有补贴，粮补变成了地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