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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小伙辞职回乡种水稻 年收入达数百万


 

袁松松(左)和黎兵春(右)去看望袁隆平。

袁松松(左)和黎兵春(右)去看望袁隆平。

袁松松和一有意加入合作社的种粮大户讨论水稻种植。

袁松松和一有意加入合作社的种粮大户讨论水稻种植。

袁松松在察看秧苗的生长情况。

袁松松在察看秧苗的生长情况。

  在深圳,一些人面对不顺的时候会开玩笑说“我只好回老家去种田啦”,惯性思维里,回乡种田似乎是一种最后的无奈选择。

  如果我告诉你,有两个青年回乡种水稻,年收入达到数百万。其雇佣的员工,年收入最少的也在5万以上,多的则达到了30万,而且享有大量休假包括三个月的年休假,你作何感想?

  这两个年轻人就是袁松松和黎兵春。2008年12月,在深圳公安机关工作的江西小伙袁松松辞职回乡种粮,晶报报道后曾引起轰动。到今天,袁松松和同是返乡种粮的黎兵春所联手创立的“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旗下已有5万亩稻田,机械化程度达到80%。

  两人说,劳动力外流、土地经营权流转让规模化耕种成为可能

  很多“破例”仍艰难

  2008年年底,袁松松回乡前,曾说让他下定回乡决心的,是两个原因:1、他曾给袁隆平写了多封信讲述自己想成为种粮大户的梦想。袁隆平承诺会给他提供技术支持。2、他给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写了一封信,说想了解国家未来对于土地、粮食等的政策。苏荣亲自给袁松松打来电话,介绍了江西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政策和构想

  2013年,再见袁松松,他说其实最大的原因是:2008年孩子在老家因为意外夭折了。袁松松说自己当时的感觉是:在外面混和孩子不在一起,和父母不在一起,和从小生长的土地不在一起

  父母对袁松松的回乡是反对的。父亲说“种田没出息又累,你已经出去了为什么要回来。”

  2009年年初回乡后,当地团市委的“青年创业扶持计划”给了袁松松60万贷款,袁松松说能拿到这么多贷款算“破例”了。有了资金,接下来就是要找大片土地,袁松松听说隔壁乡政府手里有不少田,于是找到了自家所在乡的书记做工作,最终拿到了830亩田。

  袁松松说,贷款多、领导帮忙,都有“破例、树立典型”的意思。不过起步仍然很艰难。830亩土地有半年是淹在水里的,只能种一季,有几十亩地还不能种水稻。而土地的租金比小块正常土地还贵。

  为了方便管理,袁松松在田头搭了一个窝棚。一天,刮大风,窝棚的顶被掀了,里面的电视机、床、衣服什么全部浇透了,请来的雇工吓坏了,趴在床边一动不敢动

  农业似乎与时代脱节了

  第一年下来,830亩田的净收入是8万块。收获时父亲很高兴,可袁松松却觉得,每亩田的净收入太少了,他总结了问题所在――

  袁松松发现了很多问题:承包的田在隔壁乡,谷子拉到自己家附近晾晒,运费花了不少;联合收割机是还在磨合期的新机器,浪费了好多谷子  这些问题,他自己能解决,而有些问题则不能。

  比如,种田的成本之一,是化肥、种子等“农资”,农资的市场价和出厂价差距很大。袁松松曾到九江的一个化肥厂想直接从厂里买化肥,化肥厂表示“年需求达到200吨我们才和你交易。”200吨意味着需要有数千亩田  别的农资采购中,袁松松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还有,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并没有一套公开公正的规则。830亩田第一年承包到期后,因当地村民反对便很难继续承包。

  南昌附近曾有一片面积达7000亩的土地发包,提出了要“龙头企业”、“一次性交纳1400万保证金”。而农业经营者无法像工商业那样拿到贷款。袁松松说“农资设备、农村房子、土地承包权都不能抵押,城市里订货合同也可以变成钱,农业却只有靠自有资金起步。”

  国家政策在农业里似乎也不起作用。比如国家对种粮有补贴,可在土地流转的情况下,真正种田的人根本拿不到,有原始承包合同的人却凭空拿走。更荒谬的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物的荒田一样有补贴,粮补变成了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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