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种业，机遇和挑战共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种业正在受到改革大潮的洗礼。

　　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正溶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的出台和实施，从宏观上正在规范中国种业的行为，调整中国种业的格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科研体制的改革和宏观经济的发展，正在冲击旧的思维模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而新模式、新体制、新机制还处于积极探索中；行政、事业单位改革以及种植业结构调整、西部大开发、旱地农业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都将有形和无形地影响中国种业的发展进程，中国种业的大变革将不可避免且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大变革中，中国种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一、中国种业面临的五大问题

　（一）体制

　　体制问题仍将是中国种业未来3-5年内面临的核心问题。从总体上看，一半以上的企业（无论从企业的数量、经营作物种子的类别还是市场占有率）尚未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和困惑，甚至已经改制的企业仍受到来自旧体制的干扰，旧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无法或难以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机制，无法或难以面对变化中的市场，体制不动，其他方面的变化仅算作调整或改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不是大手术。因此，中国种业正在面对改制、改组、改造的阵痛和必须作出痛苦的抉择之中，对现有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甚至绝大多数企业而言，决不应再对旧的体制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与幻想。改制的重点和难点都将从国有大型企业到中、小型企业再回到大型企业。国有大型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是中国未来种业的发展希望，集中了国家长期的投资建设，集中了一大批科技型的经营和管理人才，在市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和一定的地位，因此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一些中小企业比较分散，数目较多，企业间、区域间差异较大，发展极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大企业的发展，而且这些企业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和边缘地区长期承担国家公共性、公益性供种任务，而现阶段大企业的经营服务区域、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都代替不了这些企业的区域优势、区域内的网络优势和经营优势，这也是政府必须面对的。同时，对于常规作物的区域性种子企业与上面所述的中小企业相同或相似，往往分布相对分散、经营规模比较小、可预见的利润有限，况且这些地区可能是作物主产区或相对生态条件较差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如何保证农民的利益和当地的农业生产，是值得研究的，国家应鼓励或委托大的有实力的种子公司承担公益性的供种任务，承担任务的公司享受政府相应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全局而言，国家是否应办一些公益性种子公司而非赢利性，是否可以由协会承担，是否可以由市、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来承担这一任务值得研究，但公益性种子公司应像国外的非赢利机构，虽然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但必须赢利，否则难以生存，这应深入研究。

　（二）机制

　　机制和体制不同，体制虽然顽固，但瞬间就可能发生变化而不再左右或阻碍种业的变化和发展进程，而机制问题将伴随种业发展的全过程，不论是何种体制都存在有机制问题。因此，机制问题是种业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对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体制在种业发展进程中并非具有显而易见的、长期的优势，仅仅是中国社会大变革中短暂的优势。现在看来，机制问题将较长期地困绕中国种业的发展，有必要下大力气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种业发展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需要经过长期的痛苦的过程，也是逐渐规范和完善的过程，甚至需要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机制没有固定的模式，而且需要适时调整。机制问题其实是企业内部的有效运转和与外部环境的有效衔接，对员工而言是责、权、利的问题。机制问题宏观上看大同小异，微观上千差万别，互不相同。

　（三）人才

　　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正在冲破长期的束缚，变被动为主动，“以人为本”的时代已经来临，人才流动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其实，对人才流动不必大惊小怪，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转型期的特征之一。流动的人才主要指管理和科技人才，表面上看流动处于多向性和无序状态。常见的从国内流向国外，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流动将趋于平衡；从科研、管理部门向企业流动，一般以单向性为主。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流动往往也是单向性的。未来的人才流动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之间的流动，流动人员的构成主要是高、中级管理和科研人才，这种流动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影响、制约甚至使中、小种子企业倒闭，受负面影响最大的是国有种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