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雇佣劳动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982年1月17日出刊的《国内动态清样》上。适逢国家农委召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尽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批示都是温和、商讨的口气，但也有一位领导同志给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这封信发出后，掀起轩然大波，由省到地，由地到县，一层层讨论。任仲夷立即通知省农委杜瑞芝组建调查组，再赴陈志雄所在地进行调查。4月22 日，广东省委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列举的事实与过去的调查基本相同，但与广东社科院那两位工作人员写的调查报告在观点上却有明显不同，报告认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广东省农委的调查报告，一方面同意“要坚决纠正”陈志雄等承包大户存在的问题，同时又提出“对推行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从总结经验教训上去解决，并从政策上加以引导和限制，不宜采取通报批评的办法”。也就是否定了“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的提议。由于得到省委的支持，陈志雄的承包一再扩大，后来因面积过大经营不善而效益不佳。然而，农村承包却像放开了闸门的洪水无法阻挡。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省委开的口子，给了个体私营经济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经过历史的检验，广东省委的这个口子还是开得对的。

　　群众推动粮价放开

　　省委就要求中央放开粮食价格。起初国家不同意，省委无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干去吧，慢慢地全省也就铺开了

　　[粮食价格的放开是广东领先全国走入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一步。1993年，广东率先在全国取消粮簿，告别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1985年，郭荣昌回到省委任副书记主抓农业，对广东粮价的放开过程比较熟悉。]

　　粮价放开，是广东突破价格难关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代表作，不仅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大，所招致的指责和批评最多，也是难度最大的一场变革。

　　我们把广东粮价尝试放开的试验田选在深圳，主要是借助深圳特区的政策优势，放开统购的政策口子，并开始了逐步缩小统购统销的范围。广东粮价在全国第一次挣脱高度统一管理，在深圳出现了“双轨制”。

　　1985年，我们改革粮食购销体制，粮油由购销倒挂改为购销同价，合同订购以外的价格放开，实行自由购销。粮价在广东放开的面积加大，力度加大。市场上粮食价格与价值的关系逐渐接近。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曾找参加会议的广东省领导林若、叶选平和杨德元谈话，特别谈到粮食问题，说在广东城乡粮价拉平的可能性比较大，通过征收特产税去补贴，公购粮任务可以不动，但粮食价格也可以放开。考虑广东作为试验区，广东自己的问题不大，而对内地的影响则要研究。到了1988年，广东曾想将粮价在全省放开，但中央认为粮食价格全面放开，对内地影响太大，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于是我们就首先放开了食油的价格，并取消了居民供应的定量，这一下，仍然震动全国。后来，我们逐步放开粮食价格。广东开放粮食市场，邻省的江西、湖南、广西等省区的粮食大量流向广东，车运的、肩挑的，什么运输工具都用上，当地领导堵也堵不住。对广东意见非常大。1993年4月后，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告别了延续近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传统体制，使粮食的购销走上了市场调节的轨道。

　　粮食生产是省委主抓的一件大事，不是哪个分管领导负责的，但是确切地说具体管理粮食问题但是常务副省长杨德元。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主要原因是广东粮食不够，加上很多产粮地区改种经济作物，改鱼塘，改种蔬菜等等，粮食就减少了。上面又调不来，一些个人、小集团就开始把粮食偷偷运到广东来。最早是（广州）火车站附近有一个秘密地点，很多人就在那里进行粮食交易，之后规模越来越大，省委就要求中央放开粮食价格。起初国家不同意，省委无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干去吧，慢慢地全省也就铺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