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官太快引人不满

　　省内有一些人有议论，说我年纪轻轻就任省委书记，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于是我就向习仲勋和杨尚昆提出到基层再锻炼几年

　　1979年我为什么回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当时，省内有一些人有议论，说我年纪轻轻就任省委书记，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习仲勋来到广东之后，在工作中发现，经过“十年动乱”，流毒不少，路线是非不分，思想不解放，许多干部心有余悸，党的路线方针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就决定进行整风。在会议上许多省委领导干部都带头进行了检讨。当时我年轻，没有什么政治历史，习老大概认为我来开头比较合适，就说：“小郭，你来开个头吧。”于是，我就带头检讨，谁知道一开头就像跳下了水一直泡着起不来，这个人对我有意见，那个人对我提意见。有人说我是造反上来的，有人说我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这个时候就有很多老同志，特别是在位的老地委书记说了公道话，说我不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是推选上来的。

　　省委整风后我就到了中央党校，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学习，是由胡耀邦主持的第二期领导干部解放思想学习班，中间还适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学习回来后，我心里就在想，确实我是上升得太快了，从地委常委兼县委书记一下子就到了省委书记，别人当然会不服气，而且自己也觉得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还有不足。于是我就向习仲勋和杨尚昆提出，希望到基层再锻炼几年。杨尚昆说还是不要下去吧，跟着习老帮帮做些工作，也是锻炼嘛。习仲勋支持我下去，说：“可以，下去锻炼两年再回来，帽子不揭掉，戴着省委书记的帽子下去。”后来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我下去锻炼。

　　那么去哪呢？我虽然之前是肇庆地委常委，但工作都是在罗定县委，没怎么在地委工作，于是还是决定回肇庆去，以肇庆地委副书记身份开展工作，但仍挂着省委书记的头衔。

　　高要农民引起全国热议

　　陈志雄承包鱼塘曾被指资本主义经营，引起全国大讨论。一位领导还给任仲夷写信，要求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

　　我在肇庆地委工作时，出现了引起全国讨论的陈志雄承包鱼塘事件。

　　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是个养鱼能手，他经营的鱼塘平均每亩产量比生产队的鱼塘高一倍半到两倍。他和妻子从1979年开始承包集体鱼塘养鱼。他承包后，鱼产量大增，本人收入大增，他所在的生产队集体收入大增。1979年，陈志雄的年纯收入3100元；1980年，他的纯收入增加到7250元，与此同时，生产队的收入也显著增加。邻近另外一个生产队有33亩鱼塘，过去派几个劳力管理，一年最多收鱼6000斤，扣除成本和各项开支，年年亏本。1980年下半年，陈志雄承包了这个生产队的33亩鱼塘，仅半年就产鱼一万余斤，生产队不花一分钱，不出一个工，就净收入承包金4500元。

　　没想到，陈志雄承包鱼塘无意中却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南方日报》报道到《人民日报》开辟专题讨论，各种各样的意见争相出笼亮相，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并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专栏，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讨论。尤其是围绕雇工问题的讨论最为激烈。因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而1981 年陈志雄因承包鱼塘雇了5个工人。

　　在讨论中，很多人认为，陈志雄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也有人上纲上线，认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论断依据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在19世纪中叶，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八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被视为资本家。“七上八下”成了当时一条颇为有趣的界线，陈志雄没有超过八人不算剥削。

　　就在《人民日报》的讨论开始后不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有两个工作人员专程到陈志雄所在的沙浦公社做调查，用“左”的观点写了篇调查报告，观点是“陈式承包以雇佣劳动力为基础，脱离集体统一经营，已不属集体经济内部责任制性质，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弊多利少，应予限制”。两位作者认为“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这篇调查报告后来刊登在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问题笔谈》 1982年第1期。这份调查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用过去习惯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