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李昌平进入香港一家公益组织--乐施会任项目官员,同时还在河北大学的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此间,李昌平先后在云南、贵州贫困山区做了3年多的扶贫发展,还前往日本、印度、越南、朝鲜,以及台湾的许多农村。
这一阶段,不仅加深了对李昌平对国内农村现状的了解,也开阔了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对农村综合发展方法有了系统的学习,为后来他和孙君等人创建中国乡建院奠定了基础。
“三农问题”行动者
2012年年初,李昌平辞去了河北大学的工作,但依然还是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也是中国乡建院旗下的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对此,他自封为“齐天大圣”。
被问及做了这么多工作,最喜欢的是哪一项?李昌平回答,“我做过的工作,我都喜欢。如果一定要说最喜欢的,当然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了,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理想的新农村建设。”
目前,李昌平的工作主要围绕“农村发展”展开,“主要做农村规划设计及其施工技术指导。比如以内置金融为核心的村社共同体重建、垃圾分类和绿色村庄、养老村和培训等。”他主张农村应该适应逆城市化趋势,“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在李昌平和中国乡建院看来,中国有10%的村庄最终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60%的村庄会逐渐凋敝,最终只剩下30%的中心村。而他们现在的工作也正是围绕这30%的农村展开。
在李昌平的研究理论里,关于“三农”的很多观点看似矛盾:比如主张土地私有,但主张“耕者有其田”;主张“种田能手”种更多的田,反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和“土地承包期长久不变”;赞成种地不交农业税,但反对承包地不交承包费、不承担村庄建设和农田水利道路建设的义务……
“这些观点并不矛盾,是系统的、连贯的。”李昌平表示。他主张城市土地制度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在村社内部建设“内置金融”,让村社共同体成员有权利用土地,在内置金融里抵押贷款、且准许自由有偿退出。
他先后发表多篇政论与“三农”观点的文章,也收到过不少大学、地方党校、培训机构、学术论坛的演讲邀请,但也招来许多另外的声音。比如说他现在已经脱离了农村生活,难再承当三农问题代言人的角色;或者称他的论述缺少逻辑能力,学术功底不够。
面对这些批评和质疑,李昌平清醒表示,尽管他经常被冠以“三农专家”等等光环,但“不可能做学者,始终是一个行动者。”
再向总理说实话
距离给朱槠基总理写信,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
在当年那个直言敢谏的李昌平看来,这些年政府对于农村建设工作的推动也算卓有成效: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村新房子多了,基础设施好了,农村的养老和医疗有了很大改善。
而对于近期召开的“十八大”中,关于“三农”部分的内容,李昌平也有自己的理解:一是强调了共同富裕,二是强调了发展新集体经济,三是强调的农民组织化。特别是“组织化”三个字有突破性。“我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农民组织,是集‘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种功能于一体的农民组织,这是重建农民组织的重点。”
如今年近五十,知天命之年的李昌平偶尔也会笑话自己“理想进入冬眠期”。未来5-10年,他希望能和中国乡建院的同事们一起,在不同省份建设30个新农村示范村。“把每个村子都建设成养老村,都能容纳1万人的老人安享晚年,把养老难题和农民难题结合起来解决。”
而尽管如此,这个来自基层,并一直致力于“三农”问题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时刻不忘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
2010年,李昌平就开始整理他那十几万字的书稿,命名为《再向总理说实话》。2012年,这本书正式铅印出版,以其基层出身和长期的农村理论研究与实践,以“农民群体的上升通道”、“配置农村内置金融”、“社村共同体”等问题,再次为“三农”问题鼓与呼。
“《我向总理说实话》是写给朱总理的,描述的是当年的三农现状。”李昌平表示,这次再版的《再向总理说实话》则是写给温总理的,总结了前30年、甚至60年的三农发展,提出了后30年的三农发展方向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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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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