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指出地方政府应积极、及时、有效地履行其相应的职责；若没有履行职责而导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应让其承担更重的责任。沈岿表示，“强调对政府的问责，是因为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协调十分重要，地方政府应更多地承担工作。”



　　除了规定地方政府、监管机构以及检验部门的职责来保证食品安全落到实处外，填补监管空白也为法律的落实提供了具体可行的保障。

　　网上购买食品出了问题怎么办，以前，食品安全法中并无明文规定。草案明确，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

　　“虽然消费者不跟第三方平台直接发生交易关系，但食品销售商是入驻到电商里面的。消费者是相对弱势的群体，食品出现问题之后，不可能非常具体地追究销售食品的厂商的责任，这对消费者来说成本太高，所以要为消费者提供比较便捷的途径，直接找规模较大的电商便是其中一种。”胡颖廉解释说，“此外，消费者之所以会选择这里的商品，最先看重的是这个电商平台的信誉。所以总体来说，这项规定还是公平合理的制度设计。”

　　食品本身的价值与不安全的食品带来的健康损害是不对等的。如果吃了3元的冰棍，导致肠胃炎，去医院治疗可能要花费300元甚至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给厂商规定一个比较严苛的义务，让消费者在法律当中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保障。”胡颖廉说，“有些生产经营者规模比较小，消费者就要去追究大的机构的责任，比如电商平台。可以找生产者也可以找销售者，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这是立法很好的体现。”

　　管理边界理顺，能否终结九龙治水

　　“这次修法理顺了食品安全监管的边界，在法律层面终结了‘九龙治水’的局面。”中国农业大学[微博]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前，监管部门的职责并不清晰明确，导致有些领域“多人管”、有些领域“没人管”，出现监管盲区的现象。朱毅拿土豆举了个例子。一个土豆放在集贸市场上卖，属于初级农业产品，隶属农业部门管理；如果这个土豆放在超市里卖，工商部门又来管；土豆制成土豆泥罐头，质监部门要负责；土豆摆上餐桌做成土豆丝，食药监部门得管理……如果是一根豆芽，又可能出现谁都不管的局面：农业部门认为绿豆属于初级农产品，豆芽是加工品；质检部门则认为豆芽仍属于初级农产品。

　　“如今，这些部门与食品相关的管理工作统筹到食药监部门。”朱毅说，“以前，业内习惯称之为‘非常5+1’——卫生、食药监、工商、质监、农业，再加上处于金字塔尖的食安办，相互之间各自为政，无法做到职能之间的无缝衔接。”现在，若通过法律形式将各自职能固定下来，由食药监部门统筹，将避免相互之间的推诿和扯皮。针对几个部门管不住“一杯奶”、“一头猪”现象，去年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整合工商、质监等部门的食品监管职能。这次草案以法律形式将各方职责固定下来。

　　朱毅强调，这次修法体现了政府简政放权的思路。政府既不是保姆，也不是保安。既不包办代替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活动，也不只是一味地管与罚。“增强共治观念，提高市场主体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朱毅说，每个人都是食品安全的参与者，出现问题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猫和老鼠，也非一根绳上的蚂蚱。

　　胡颖廉也十分赞同社会共治的理念。他认为，社会共治的理论基础是，食品安全首先是生产出来的；其次是监管出来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吃出来的。生产对应的是生产者；监管对应的是监管者；吃对应的是社会普通的消费者。这几个利益相关方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过程中都应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次修法，方方面面都贯彻了这样的理念，比如说加入了举报奖励，其实原来也有，这一次将其细化、坐实。希望鼓励社会民众或者是行业内部的人士主动出来揭黑。揭露内部的潜规则。”胡颖廉说，“再比如，风险评估的时候建立公开透明的平台，鼓励公众参与，献计献策。原来，监管执法的信息更多地掌握在监管部门手中，将来要完全向社会公开，有了这些信息，消费者就可以根据它们选择商品，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把好的企业留在市场，不良的企业淘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