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继续完善市场调控和监管。健全重要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机制，认真执行生猪市场价格调控预案，改善鲜活农产品调控办法。坚持市场化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原则，综合采取网上对接、产销衔接、社会救助和政府收储等方式解决“卖难”，打造农产品“卖难”的紧急救助（SOS）平台。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五是全力抓好政策落实。进一步落实国务院39号文提出的财政、税费、土地、交通、金融、保险等政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在推进步骤上加强衔接，在扶持措施上协同配合，确保形成政策合力。结合各地实际，鼓励引导地方出台优惠配套措施，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积极性。

　　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

　　姚坚：各位记者朋友们，以上我们重点就保障市场供应，降低流通成本的费用，特别是做好春节期间市场供应的情况作了介绍，请大家就这个主题进行提问。

　　中国新闻社记者：第一个问题，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卖难”、“买贵”频繁发生，主要原因是什么，政府采取措施会不会变成经销商利润下降，但是价格降不下来？第二个问题，请教一下姚主任，一直以来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是菜价高企的主要原因。有分析认为，除了具体的操作层面，全产业链条“九龙治水”的模式也是一个根本性原因之一，请问您对此也何评价？还有一个问题请问王司长，我刚才看到发布的数据中，1月份前4周涨幅前五位是西宁、大连、贵阳、郑州、南宁，跌幅较大的五位是沈阳、北京、上海、南京、福州。我感觉涨幅居前五位的大多数是二三线城市，跌幅较大的五个城市主要是一线、二线城市，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们现在的菜价调控措施，是不是只在一二线大城市才起效果？谢谢。

　　王斌：我没有一一分析为什么前五位的是这几个城市，后五位的是那几个城市，我关注的主要是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我讲的不一定正确，是我个人的理解和考虑。

　　首先，我没有逐个城市地去研究各自上涨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共性存在的。这两年比较明显的一个规律是，大的集散地城市的价格相对比其他地方低一些。比如北京，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北京的价格上涨也比较多，但是绝对价格水平并不比河北、天津高多少，甚至比一些地区还略低，可能比一些产地的零售价格还要低。这可能跟集散地的规模效应有关系，跟分销方式也有关系。比如一车菜一下子集中到北京或者山东的寿光来集散，作为一级批发地来说，大家的菜都集中在这儿来了，就容易对市场价格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作用。相比之下，有些菜还要到了北京以后再分销到河北，乃至到周边和西北一些地区，那么就有可能是经过了二级批发或者三级批发等更长的路径。这是近几年发生的一个比较规律性的变化。

　　另外，大城市的保障能力要强一些。这也是从我们的要求上来说的，因为越是大型城市，市场保障的难度越大，各级政府的要求也越高。我刚才在介绍冬储菜时点到了几个地方，比如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得比较到位，在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降低流通成本方面，政府的工作力度也大。

　　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有可能造成你刚才所提问提中现象。

　　孔令羽：近年来，鲜活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卖难”“买贵”时有发生，根本上还是由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造成的，也是产销组织化程度不高，以及流通现代化水平低的一个直接反映。在市场规律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波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正常反应。但是价格的大起大落，过大幅度的波动，则说明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够完善，也就是说，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受到阻碍和抑制。因此，我们把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作为解决“卖难”“买贵”的治本之策。

　　刚才姚主任、王司长介绍情况的时候谈到了鲜活农产品市场供需整体基本平衡，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农产品价格是走一个波动上升的趋势。从主要影响因素来看：一是成本拉动。比如像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二是土地、水资源的约束。三是大城市的鲜活农产品供应多依赖于从外地远距离调运，物流运输的费用高企。比如遇到不利天气，像今天这样的天气状况，供应就要受限，调入成本和市场价格都会大幅度上涨，这已经是经销商和消费者时常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流通组织化程度方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流通组织化程度低，就导致环节多、路径迂回，鲜活农产品多次搬倒。另外在城市零售设施方面，因为规划缺位，租金高昂，果菜商进入受阻，这些都加剧了成本的上升。各部门推出降低流通费用的措施，目的还是消化这部分成本，畅通流通渠道，使农民和消费者两方面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