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的小勇已经开始习惯，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在晨光中独自一人走路去上学。每天，他都是第一个到校，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独自坐着读语文课本。此时，父母已出门开始一天的打工。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问“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时，他旁边的本地同学马上笑着大声回答，而这个来自贵州的孩子瞪着大眼睛，一直紧闭着嘴巴。

　　他的小脑瓜还不清楚，自己所在的小学很“怪”，怪到整个中国还只有5所。它既不是公办小学，也不是私立小学。

　　9月8日，这所“新公民学校”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揭牌，性质是“公有民办非营利公益性学校”。这一改变教育产权的新模式，最先在北京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试点，但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温州这所，是公办学校的首次转型尝试。

　　有媒体报道认为：“这是通过制度创新，探索政府于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指出，其意义和影响不亚于希望工程。

　　天上真会掉完美的馅饼？初试水的模式是否真能如预期运行？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了这所开学两周的新模式学校。

　　一篇“攻克”本地家长心病的讲话

　　新上任的校长黄瑞华就遇到了第一道关卡。

　　“老有人问我，“新公民学校”是只招收农民工子女吗？这也是一个误解。”黄瑞华在他大开着门的办公室里说。隔壁教室孩子咿咿呀呀的读书声在午后阳光里不断传来。

　　“我们不是只招收农民工子女，也要承担本地子女的义务教育任务。但是新公民学校这一变，很多本地家长有意见，不乐意。”

　　接收农民工子女多，本地学生就可能流失。发起新公民学校项目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认为，农民工子女达到30％就是一个危险的警戒线。

　　“比如北京城乡结合部一批公立学校，清一色接收农民工子女。因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程度与同年级的北京孩子比，可能相差两年，老师上课没法上了，家长不干了。说那不行，赶紧转学，结果城里的孩子就全部跑光了。”徐永光说。

　　9月6日，黄瑞华首先请来了所有本地学生的家长，一百多号人坐进了阶梯教室。

　　家长们还没开始“发难”，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位新上任的校长首先替他们倒起了“苦水”。

　　“你为什么想不通？第一，学校是本地政府建的，也有本地家长纳税的血汗钱一份，现在这学校主要都接收外来务工子女，你肯定心里过不去，觉得‘鸠占鹊巢’吧。”

　　“第二，怕自家孩子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跟着农民工子女跑，被‘带坏’吧。”

　　“你们有这些顾虑，对不对？”

　　此话一出，满座家长一愣，继而纷纷点头。

　　“什么新公民？就是民工！”甚至有本地家长在座位上这样说。

　　“我们不藏着，不掖着。我跟你说，你没必要这样，你的担心也是学校的担心。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引进这样一种新的教育理念。”黄瑞华趁热打铁，说道。

　　“第一，因为这些家长是非常勇敢的，他们勇于背井离乡来工作，他们的目标就是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这样勇敢的一群人，他们的孩子能差得了吗？”

　　“第二，一个班有几个省的孩子，也就有几个省的文化。现在我们大人都是到二三十年后，才有机会接触别的地方的文化，如果你的孩子能更早接触十几个不同地域文化熏陶，不好吗？”

　　“第三，这学校是一种新形式，就会受媒体和政府关注，受益者是谁？是孩子。以前我们的老师可能不够自信，但媒体、政府都关注后，老师也会感到受到重视，教课也就认真起来，受益者是谁？还是孩子。”

　　“我们当然知道，城市、农村孩子同在一起学习是最好的，但只有公立学校才能让孩子在一起，公立学校又装不下这么多孩子。这是一个悖论。因此必须要用公益学校来补充。”徐永光说：“公益性质导致学校与城市不是隔离的，始终是开放的。孩子们经常接触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大学生，也有社区活动、城乡小伙伴活动，眼界就能开阔。”

　　每年的本地生源数是基本固定，今年新公民学校首次招收的84个新生中，本辖区11人，其他都是外来工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