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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上学的曙光 还是流星?


  一年级的小勇已经开始习惯,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在晨光中独自一人走路去上学。每天,他都是第一个到校,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独自坐着读语文课本。此时,父母已出门开始一天的打工。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问“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时,他旁边的本地同学马上笑着大声回答,而这个来自贵州的孩子瞪着大眼睛,一直紧闭着嘴巴。

  他的小脑瓜还不清楚,自己所在的小学很“怪”,怪到整个中国还只有5所。它既不是公办小学,也不是私立小学。

  9月8日,这所“新公民学校”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揭牌,性质是“公有民办非营利公益性学校”。这一改变教育产权的新模式,最先在北京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试点,但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温州这所,是公办学校的首次转型尝试。

  有媒体报道认为:“这是通过制度创新,探索政府于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指出,其意义和影响不亚于希望工程。

  天上真会掉完美的馅饼?初试水的模式是否真能如预期运行?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了这所开学两周的新模式学校。

  一篇“攻克”本地家长心病的讲话

  新上任的校长黄瑞华就遇到了第一道关卡。

  “老有人问我,“新公民学校”是只招收农民工子女吗?这也是一个误解。”黄瑞华在他大开着门的办公室里说。隔壁教室孩子咿咿呀呀的读书声在午后阳光里不断传来。

  “我们不是只招收农民工子女,也要承担本地子女的义务教育任务。但是新公民学校这一变,很多本地家长有意见,不乐意。”

  接收农民工子女多,本地学生就可能流失。发起新公民学校项目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认为,农民工子女达到30%就是一个危险的警戒线。

  “比如北京城乡结合部一批公立学校,清一色接收农民工子女。因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程度与同年级的北京孩子比,可能相差两年,老师上课没法上了,家长不干了。说那不行,赶紧转学,结果城里的孩子就全部跑光了。”徐永光说。

  9月6日,黄瑞华首先请来了所有本地学生的家长,一百多号人坐进了阶梯教室。

  家长们还没开始“发难”,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位新上任的校长首先替他们倒起了“苦水”。

  “你为什么想不通?第一,学校是本地政府建的,也有本地家长纳税的血汗钱一份,现在这学校主要都接收外来务工子女,你肯定心里过不去,觉得‘鸠占鹊巢’吧。”

  “第二,怕自家孩子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跟着农民工子女跑,被‘带坏’吧。”

  “你们有这些顾虑,对不对?”

  此话一出,满座家长一愣,继而纷纷点头。

  “什么新公民?就是民工!”甚至有本地家长在座位上这样说。

  “我们不藏着,不掖着。我跟你说,你没必要这样,你的担心也是学校的担心。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引进这样一种新的教育理念。”黄瑞华趁热打铁,说道。

  “第一,因为这些家长是非常勇敢的,他们勇于背井离乡来工作,他们的目标就是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这样勇敢的一群人,他们的孩子能差得了吗?”

  “第二,一个班有几个省的孩子,也就有几个省的文化。现在我们大人都是到二三十年后,才有机会接触别的地方的文化,如果你的孩子能更早接触十几个不同地域文化熏陶,不好吗?”

  “第三,这学校是一种新形式,就会受媒体和政府关注,受益者是谁?是孩子。以前我们的老师可能不够自信,但媒体、政府都关注后,老师也会感到受到重视,教课也就认真起来,受益者是谁?还是孩子。”

  “我们当然知道,城市、农村孩子同在一起学习是最好的,但只有公立学校才能让孩子在一起,公立学校又装不下这么多孩子。这是一个悖论。因此必须要用公益学校来补充。”徐永光说:“公益性质导致学校与城市不是隔离的,始终是开放的。孩子们经常接触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大学生,也有社区活动、城乡小伙伴活动,眼界就能开阔。”

  每年的本地生源数是基本固定,今年新公民学校首次招收的84个新生中,本辖区11人,其他都是外来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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