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农民工极端性抗争，应拓宽政治参与渠道

　　近年来，农民工因权益遭受侵害而采取极端方式抗争或群体性堵路、堵门等事件屡有发生。专家认为，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选择沉默，更容易选择极端、群体性甚至是报复性的抗争方式。

　　刘开明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主要限于经济权益，但必须看到他们与上一辈相比，更迫切在城市实现自我价值，对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渴望也在增强。

　　专家认为，要防范新生代农民工极端或群体性抗争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就必须正视他们在政治权利上的诉求，拓宽他们在城市的政治参与途径。首先应扫清制度障碍，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可以按农民工在所在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来制定管理制度，农民工应有的福利和权益通过相应的社区居委会负责落实，例如享受低保、子女免收借读费、参加社区选举和各项活动等。同时，还可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社区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并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既有利于农民工权益的表达和保护，又方便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

　　其次，应纠正社会偏见，营造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社会和文化氛围。邓秀华认为，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排斥与歧视心理，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更是一种奢望。因此，营造良好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引导城市居民消除歧视心理，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朝良性发展，也是推动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一环。

　　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是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途径的关键。对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除了政府和社会创造一系列制度和环境等客观条件外，还要通过教育以及自身的努力来提高。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政府应多提供一些易于为广大农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如城市社区选举、农民工民意通道、农民工工会等。

　　让农民工获得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是实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突破口”。农民工之所以是弱势群体，关键在于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劳资纠纷日益增加，仅靠政府有限的行政资源来维护广大农民工的权益很不现实。必须尽快将农民工纳入社区管理范围，积极发展农民工自身组织，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状况，使农民工能与资方进行平等沟通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