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辈相比,农民工二代的“城市生活”似乎并无明显改观,依然是浮萍一般无根的生存。但必须正视,如果进城农民工二代依然接受劣质的、聊胜于无的教育的话,那么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可能会遥遥无期。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再度进入视野。
不过,这一回,关注的是更为幼小的“农民工二代”:幼儿园里的农民工子女。“金秋九月来临,小朋友该上幼儿园了。就在城里人讨论哪家幼儿园赞助费高、艺术课程较全、师资力量更强时,来自河北的乐乐妈妈考虑的却是哪家幼儿园更便宜,可以收户口不在北京的孩子……”(8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后来———所有的故事都有“后来”,哪怕是“后来”后面也会有界限分明的城乡壁垒。后来,乐乐妈妈为儿子找到一家专收农民工子女的幼儿园,除了价钱还算满意,其他条件显然不令人满意,4个老师带着100多个孩子,空间逼仄,群蝇乱飞。不过,“孩子有学上总比在家待着强。”就在北京的很多菜市场里,小小年纪就跟着大人卖菜的小人并不鲜见。
此种“非正常生活”,正折射出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已经呈现出代际传承的趋势。第一代农民工洗脚上田进城打工,城市不过是其暂时工作、寄身的地方,他们与所服务的地方并无任何牵系;现在,这种状况已经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与父辈相比,农民工二代的“城市生活”似乎并无明显改观,依然是浮萍一般无根的生存。如前文所述,其所接受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基本上也是自成系统,因陋就简,与这个城市的文化教育水平相距甚远。
此种代际传承所隐含的权利稀缺,对农民工及其子女本身当然是不公平的,“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是“祖国的花朵”,城乡人群的境遇何以如此悬殊?此外,即便对于中国当前的城市而言,数目上亿的一个庞大的缺失教育群体的流动性存在,并不是一件能够让人感到轻松的事情。这些农民工子女很少有“故乡”的概念,他们小小年纪就随着父母走南闯北,其对遥远老家以及寄居城市的认同感,十分稀薄。如果缺乏正常的进入社会的通道,很容易形成人力资源无法释放的“堰塞湖”。
那么,这些外来流动人口怎样才能融入城市社会?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很多城市尽管放低了进城门槛,实行了有条件的户籍制度改革,尝试着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但必须正视,流动人口要想完全融入城市,同样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代际传递的过程。比如说,农民工子女通过接受相对优质的教育而逐渐减小与城市的落差,直至完全融入城市。如果进城农民工二代依然接受劣质的、聊胜于无的教育的话,那这个过程可能就是遥遥无期的。
城市是应该对日日生活其间的农民工有一个“融入规划”了。不能依然止步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应急处置,也不能仅仅依赖蜻蜓点水式的定点救助而忽略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规划不仅要有近期急务、中期目标,更要有长远的考虑,要把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城市发展繁荣结合起来。让非正常的农民工幼儿园回归“正常”,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人群的教育公平问题,更关系到我们的城市究竟选择什么样发展路径的问题。(胡印斌 原题:农民工二代何时不再像父辈那样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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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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