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强说，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基本上是缺位的，该做的没有做，不该管的却总伸手干预。如上海的天价楼盘“汤臣一品”，本来就是面向市场高收入人群的，属于奢侈品，只要有人愿买，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民生没有太大影响，政府就没必要去管，放手交给市场去调节，倒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买不起房的低收入群体身上。

　　王伟强建议，低收入群体住房应从房地产市场剥离出来，作为政府经营的公共产品，进行封闭性的内循环，实行有限产权，有限转让。他建议整个房地产市场分为两个体系：一是社会住宅体系，属于政府支配的公共产品，面向低收入群体；另一个是商品住宅体系，面向中高收入人群及投资者，主要交给市场去分配。

　　任志强因为说了一句“开发商应该为富人盖房子”，成了公众声讨的对象。其实，他说的没错，开发商只需要盖出质量优良的楼房，并依照房地产业的高税率缴纳税款，依照高地价缴纳土地款，就算尽到一个地产商人的义务了。而政府要做的，应该是拿出开发商缴纳的各种款项，用来解决“为穷人盖房子”的问题，做市场不愿意做的事情。将所有住房的问题全部抛给开发商，是一些地方政府推脱责任的理由。

　　但也有一些有责任心的企业开始尝试为低收入群体建造住房。2006年12月，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盖了一栋“万汇楼”，打算以便宜的价格租赁给中低收入人群，成为民间“廉租房”的提供者，计划明年6月交付使用。企业是要为其股东负责的，万汇楼能否受欢迎，何时能收回成本，谁也说不清。“这只是一个试验，这样的模式能持久而且良好的运作吗？将来是否会推广？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12月13日，在“海螺行动——中英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比较研究”新闻发布会上，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这样坦言。

　　廉租房和商品房该混设吗

　　住房保障是对特定社会阶层实施的帮助和救济，不是一种全民福利。为避免保障对象的模糊或过于宽泛，确保廉租房真正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必须确定科学的分配政策。

　　我国的住房自有率超过了80％，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缺少可购买的住房，而是缺少廉租房、公房。目前，中国的出租房屋仅占住房比例的15％，廉租房的比例更低，目前全国只有33万套，根本无法公平分配，满足需求。

　　12月13日，王伟强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政策必须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准入门槛，谁有资格申请到社会住房，政府要制定科学的、完善的、可行的审查标准；二是运营方式，是政府建房，还是包给开发商，还是发动社会力量来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一定量的社会住房，应当确立一个明确的制度；三是退出机制，保障性住房在性质上是用于解决特定对象的公共资源，必须实行动态管理，当受益者经济状况改变以后，要退出来让其他低收入者受益。此外，政策应该分短期和长期，由于实际住房有限，申请者必须排队等候，有时可能要等上好几年，在此期间国家应对其发放补贴。

　　王伟强不赞成集中为低收入群体修建廉价住房，尽管这可以在短期内满足大量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但多年后也许会形成贫民窟，导致社会歧视和治安等很多问题。这在许多国家都有教训，前不久法国骚乱就是由此引起。

　　王伟强认为，英国实行的在商品住宅中适配社会住房的政策可供我们借鉴。政府在给开发商审批土地时，将社会住房作为一个附加条件，就像基础设施一样强行要求供给。

　　实际上，这项政策在我国一些地区已有探索。如山西省在今年8月出台规定，今后各地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和普通商品住房开发项目，应分别按建筑面积10％和5％的比例配建廉租住房。

　　但也有人担心，将廉租房和商品房混设，将来在同一个小区中，不同社会阶层对物业服务、周边服务场所需求不同，可能会由此产生矛盾。

　　为低收入群体保障住房资金短缺不是惟一问题

　　早在1998年，《国务院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就提出了建立廉租房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1999年国家建设部出台了《城镇廉租房管理办法》。然而时至今日，我国为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覆盖面仍是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