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一巨大的反差，使得我学会了用两副目光来观照乡村和都市。

　　初次来到村寨上当知青时，我自觉不自觉地用一双上海小青年的眼光看待山乡里的一切：世代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老乡，他们的风情俚俗，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衣着服饰、饮食习惯，乃至婚丧嫁娶中保持的很多习惯、礼仪。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农闲和冬腊月间，我不仅把这一切在本子上记下来，烤火摆龙阵时还要细细地向农民们询问，力图去理解这些陌生的甚至困惑的人和事。正是在这种细微的观察、理解和思考的基础上，我提起笔来写下创作生涯中最初的一些作品。

　　无论是写到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小说，还是写到农民们的生活形态，甚或是那些描绘少数民族如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瑶族的作品，我得承认，那全都是我用一双都市人特别是大上海人的目光观察并思考以后的结果。

　　随着岁月的流逝，插队落户年复一年，我在山乡里浸染得愈来愈久。我会讲一口外人听来流利而地道的乡间土话，我的衣着和农民们相差无几，我的脉搏已经随着农民们血液的流淌而搏动。我不知不觉地习惯于用一双山乡农民的目光，留神天气的变化，节令对农作物的影响，春天里为天旱犯愁，夏日里因山洪暴发而怕涝，秋季里担忧西北风刮得太早。

　　尤其是在赶场天，难得进一次县城，和各式人等打交道，我会以一个农民的目光，看待营业员、职工和干部们的一切。跑进了城市、省城、上海、北京，我会瞪大一双疑讶和愕然的眼睛，望着这些大都市里近年里发生的变化、景观、口头禅、流行语……回来讲给乡间的人们听，竟然也会引得他们的笑声和浓烈的兴趣。

　　后来，命运又让我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我敏锐地察觉到上海哪些地方变了，哪些东西没有变。当逐渐适应了上海人的生活节奏，找回了一个上海人的感觉时，只要静下来，我总会把上海大城市感受到的一切，和记忆里的贵州乡村对比。用上海都市人的目光，来反观乡村里的人和事，思想和感觉，为人和行事。当这两副目光交织在一起时，还有一些新的思想和灵光闪烁在我的脑际，于是，创作的灵感就会跳出来。长篇小说《孽债》，就是两副目光交织着观察生活而构思出来的。

　　用都市人的眼睛观察山乡里的一切；用一双山乡里形成的目光看待都市，这就是农村对我这个作家最大的影响。

　　我对农村的期盼

　　整整10年的插队落户岁月，除却参加集体的出工劳动，我还当了几年耕读小学的教师，天天同小学生们打堆。故而要我说一说对农村的期盼，我只有一个，那就是期盼我们的文化教育，在乡村振兴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就在我当知青的贵州省修文县久长人民公社，后来的久长乡，今天的久长街道，当地政府在前些年投资三千万，建起了一座九年制的学校，周围乡镇村寨上的学生们，统统都能到漂亮的教室里上课。仅这一小个例子，就说明我们平时所说的“硬件”，建得比以往好得多了。

　　我期盼的是，在这样和城市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的学校里，我们师资的水平是不是同样提高了呢？我们的教育质量，是不是也同县城、地级市、省城乃至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那些大城市里的重点学校一样受到老百姓欢迎了呢？

　　差距显然是存在的，具体比较起来，其间的差距还不小。

　　还是10多年前，我随上海浦东新区教育界的一批老师来到贵州的毕节市，参加医疗教育界和贵州毕节的文化扶贫项目，参观了从毕节市重点中学到下面几个县、乡镇的多所学校。无论是乡镇上的，县城里的和毕节市里的老师和校长，在座谈中共同表示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希望上海来的同行们，在教学理念、教学方式等等诸多方面，给予指导帮助。他们不但欢迎城市教育界的同行们走进山乡，他们同样渴望走出大山，到上海、北京、天津等沿海发达地区听课、进修、切磋交流，开拓眼界，以便回到山乡以后，根据当地实际培养更出色的下一代。

　　在耕读小学教书时，我曾要求我教的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在家里找一找，把家里有的书借给我读。结果，当时我所在的四个寨子，一个大队的老乡家里，只找出了一本1955年的农历，借来给我读了一周。我所落户的砂锅寨，是四个村寨中最大的一个，当时有56户人家，300多个人，加上另三个寨子的人口，共有1100多人，在很长时间里，就只找出了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