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下乡劳动回到上海家里，妈妈告诉我，我就出生在离上海不远，一个叫花桥的乡下外婆家。只不过，四个月大的时候，她就抱着我离开了大门前有三座桥的农舍，到了上海。所以，我对我出生的乡村毫无记忆。但是，就是这么一句话，以及对外婆家院落里那个叫绿竹堂的老屋的描绘，我意识到，我这个从小在弄堂里长大的孩子，原来跟农村，江南水乡农村，还是有联系的。

　　上山下乡运动掀起来了，坐着火车到两千多公里之外的贵州省修文县久长人民公社永兴生产大队砂锅寨生产队时，我对云贵高原上的乡村和如画山水，还是充满了学生气的憧憬和向往的。

　　但是，随着走进一户一户农家，天天和村寨上的老乡们一起参加集体出工劳动，尤其是和他们交往和对话的深入，生活严峻的一面呈现在我们面前。

　　看到老乡家里天天吃的苞谷饭，居住的茅草屋和砖木结构的农舍，身上穿的打补丁的衣裳，我开始看到了偏远山乡里的贫穷、落后，和粗放的农耕方式，尤其是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一张张发愁的脸和期盼风调雨顺的眼神。在和老乡们一年一年深入交往的日子里，我和他们真正打成了一片。我也由衷地懂得了温饱没有解决是怎么一回事。

　　特别是到了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最后几年里，我的思想感情也和村寨上的男女老少一样，盼望着农村里的改革，盼望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盼望着农民们过上一种吃得饱白米饭，不需要再等待年年寒衣寒被救济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不仅让我盼来了，而且还让我亲眼看见了这一演变的过程。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过程中的探索、拔河一直到逐渐成熟推广，我都亲身经历并和所有与农村有关系的干部们一起感觉到了其间脉搏的跳动，以及不少从基层直到省一级干部的“阵痛”。

　　故而，我不仅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写下了《同样是收获季节》，长篇小说的形式写下了《私生子》《缠溪之恋》这样一些山乡农村生活的故事。我还以前后五年的时间，写下了长篇小说三部曲《巨澜》（第一卷《基石》、第二卷《拔河》、第三卷《新澜》）。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4年推出第一卷，在往后的37年岁月中，共出版了六版。特别是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际，三部曲入选由中国言实出版社编撰的“百年百部红旗谱”。每一版都在内容简介或提要中说：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简洁而抒情的笔触，描绘了山乡农村、县城、直到省城的广阔画面，较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巨大变革，揭示了当代生活中的重大题材。2017年再版时，以“全景式反映改革开放的长篇巨制，史诗般再现了中国乡村翻天覆地巨变的恢宏画卷”来形容《巨澜》。2021年版本，是在初版的37年之后，封面上更是以“100年红色史诗，100年红色经典”肯定了这本书。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没有青春岁月中亲历了那段农村生活，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是写不出《巨澜》来的。

　　实事求是地说，和我另外两部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孽债》（这两本书中同样也有很多对贵州和云南农村的描绘）相比，客观上的影响，《巨澜》不如这两本书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巨澜》还是有着特别的意义。

　　近10年来，已经不需要我天天去坐办公室，我年年仍要回到贵州去，在乡间住上两三个月，和包括布依族、苗族的各族乡亲聊聊天，聚一聚，各处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

　　我亲眼目睹了2015年贵州全省县县通高速，2020年之前又做到了村村通柏油马路，无论是汉族村庄，还是民族寨子，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当知青的砂锅寨，家家户户住上了二层楼的房子。富裕的人家，院坝里停着小轿车，修起了三层楼甚至四层楼的房子。我以《砂锅寨的农舍》为题，写下了一篇散文。还以《叶辛的贵州》《我和祖国70年》《云山万里满眼春》《打开贵州这本书》为书名，出版了几本散文集。每一篇小文，都写下了我对山乡农村变化的感受和喜悦。今年初，国务院为促进贵州的脱贫攻坚和新十年的发展，专门发了2号文件，我还以《我看到了乘风破浪的贵州》为题，表达了我对贵州山乡半个世纪来巨变的真实心情。

　　农村对我的影响

　　从喧嚣热闹、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偏远的山乡，我经常坦率地说出自己直白的感受，那就是，上海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而半个世纪之前的贵州农村，则是中国相对滞后的乡下。那个落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