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砂锅寨的另一副目光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笔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创作了大量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家教》获《十月》文学奖，《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蹉跎岁月》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长篇小说三部曲《巨澜》入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百部红旗谱”大型系列丛书。由叶辛担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孽债》《家教》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叶辛（右二）在农村。

　　随着岁月的流逝，插队落户年复一年，

　　我在山乡里浸染得愈来愈久。

　　我会讲一口外人听来流利而地道的乡间土话，

　　我的衣着和农民们相差无几，

　　我的脉搏已经随着农民们血液的流淌而搏动。

　　回想1969年，初次来到贵州三县交界一个叫砂锅寨的偏远山乡时，我被周围的一切深深地迷住了。壮丽无比、连绵无尽的山川河谷，山乡的风土人情，勤劳淳朴的老乡，包括他们的服饰，嘴里吐出的西南官话。这一切有多美啊，我给上海的一个同学，写去了足足15页的散文诗样的长信：喜鹊停落在大牯牛的背脊上休憩，岭腰峰巅徐徐飘散的雾岚，山涧里的流水……总之，我恨不得把看到的一切，感觉到的所有新鲜的、和上海不一样的印象，统统告诉上海的伙伴们，还不忘叮嘱他们，把信互相传阅一下，让他们都知道，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所了解的农村

　　对于中国的农村，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我所认识和了解的程度，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

　　整个青少年时代，我都生活在上海的弄堂里，就读的小学在弄堂斜对面，几分钟就能走进校园。随着年龄渐长，当然也知道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有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还有农村。

　　那么，农村是什么呢？

　　农村对我来说，是一个生产粮食和蔬菜的地方，我们天天吃的米和面，菜场里出售的蔬菜，都产自那里。

　　农村还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有清新宜人的空气，有潺潺的溪水和淙淙的河流，有广阔无垠一望无际的田野，河网密布，鸟语花香，充满了诗情画意……这些当然都是书本、画报、电影里看来的。

　　读中学了，从初二开始，每年有两三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时间下乡劳动。即使是在那时，我眼睛里看到的上海市郊的农村，也还是“炊烟袅袅地升起在村落上空”，是“粉墙黛瓦的农舍”，是“高压电线杆伸展到遥远地平线上”，是清晨的鸡啼和犬吠。在作文里，我写道：通过下乡劳动，我由衷地感到，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这是我一个少年出自肺腑的真实感受。

　　哦，下乡劳动回到上海家里，妈妈告诉我，我就出生在离上海不远，一个叫花桥的乡下外婆家。只不过，四个月大的时候，她就抱着我离开了大门前有三座桥的农舍，到了上海。所以，我对我出生的乡村毫无记忆。但是，就是这么一句话，以及对外婆家院落里那个叫绿竹堂的老屋的描绘，我意识到，我这个从小在弄堂里长大的孩子，原来跟农村，江南水乡农村，还是有联系的。

　　上山下乡运动掀起来了，坐着火车到两千多公里之外的贵州省修文县久长人民公社永兴生产大队砂锅寨生产队时，我对云贵高原上的乡村和如画山水，还是充满了学生气的憧憬和向往的。

　　但是，随着走进一户一户农家，天天和村寨上的老乡们一起参加集体出工劳动，尤其是和他们交往和对话的深入，生活严峻的一面呈现在我们面前。

　　看到老乡家里天天吃的苞谷饭，居住的茅草屋和砖木结构的农舍，身上穿的打补丁的衣裳，我开始看到了偏远山乡里的贫穷、落后，和粗放的农耕方式，尤其是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一张张发愁的脸和期盼风调雨顺的眼神。在和老乡们一年一年深入交往的日子里，我和他们真正打成了一片。我也由衷地懂得了温饱没有解决是怎么一回事。

　　特别是到了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最后几年里，我的思想感情也和村寨上的男女老少一样，盼望着农村里的改革，盼望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盼望着农民们过上一种吃得饱白米饭，不需要再等待年年寒衣寒被救济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不仅让我盼来了，而且还让我亲眼看见了这一演变的过程。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过程中的探索、拔河一直到逐渐成熟推广，我都亲身经历并和所有与农村有关系的干部们一起感觉到了其间脉搏的跳动，以及不少从基层直到省一级干部的“阵痛”。

　　故而，我不仅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写下了《同样是收获季节》，长篇小说的形式写下了《私生子》《缠溪之恋》这样一些山乡农村生活的故事。我还以前后五年的时间，写下了长篇小说三部曲《巨澜》（第一卷《基石》、第二卷《拔河》、第三卷《新澜》）。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4年推出第一卷，在往后的37年岁月中，共出版了六版。特别是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际，三部曲入选由中国言实出版社编撰的“百年百部红旗谱”。每一版都在内容简介或提要中说：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简洁而抒情的笔触，描绘了山乡农村、县城、直到省城的广阔画面，较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巨大变革，揭示了当代生活中的重大题材。2017年再版时，以“全景式反映改革开放的长篇巨制，史诗般再现了中国乡村翻天覆地巨变的恢宏画卷”来形容《巨澜》。2021年版本，是在初版的37年之后，封面上更是以“100年红色史诗，100年红色经典”肯定了这本书。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没有青春岁月中亲历了那段农村生活，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是写不出《巨澜》来的。

　　实事求是地说，和我另外两部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孽债》（这两本书中同样也有很多对贵州和云南农村的描绘）相比，客观上的影响，《巨澜》不如这两本书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巨澜》还是有着特别的意义。

　　近10年来，已经不需要我天天去坐办公室，我年年仍要回到贵州去，在乡间住上两三个月，和包括布依族、苗族的各族乡亲聊聊天，聚一聚，各处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

　　我亲眼目睹了2015年贵州全省县县通高速，2020年之前又做到了村村通柏油马路，无论是汉族村庄，还是民族寨子，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当知青的砂锅寨，家家户户住上了二层楼的房子。富裕的人家，院坝里停着小轿车，修起了三层楼甚至四层楼的房子。我以《砂锅寨的农舍》为题，写下了一篇散文。还以《叶辛的贵州》《我和祖国70年》《云山万里满眼春》《打开贵州这本书》为书名，出版了几本散文集。每一篇小文，都写下了我对山乡农村变化的感受和喜悦。今年初，国务院为促进贵州的脱贫攻坚和新十年的发展，专门发了2号文件，我还以《我看到了乘风破浪的贵州》为题，表达了我对贵州山乡半个世纪来巨变的真实心情。

　　农村对我的影响

　　从喧嚣热闹、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偏远的山乡，我经常坦率地说出自己直白的感受，那就是，上海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而半个世纪之前的贵州农村，则是中国相对滞后的乡下。那个落差太大了。

　　正是这一巨大的反差，使得我学会了用两副目光来观照乡村和都市。

　　初次来到村寨上当知青时，我自觉不自觉地用一双上海小青年的眼光看待山乡里的一切：世代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老乡，他们的风情俚俗，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衣着服饰、饮食习惯，乃至婚丧嫁娶中保持的很多习惯、礼仪。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农闲和冬腊月间，我不仅把这一切在本子上记下来，烤火摆龙阵时还要细细地向农民们询问，力图去理解这些陌生的甚至困惑的人和事。正是在这种细微的观察、理解和思考的基础上，我提起笔来写下创作生涯中最初的一些作品。

　　无论是写到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小说，还是写到农民们的生活形态，甚或是那些描绘少数民族如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瑶族的作品，我得承认，那全都是我用一双都市人特别是大上海人的目光观察并思考以后的结果。

　　随着岁月的流逝，插队落户年复一年，我在山乡里浸染得愈来愈久。我会讲一口外人听来流利而地道的乡间土话，我的衣着和农民们相差无几，我的脉搏已经随着农民们血液的流淌而搏动。我不知不觉地习惯于用一双山乡农民的目光，留神天气的变化，节令对农作物的影响，春天里为天旱犯愁，夏日里因山洪暴发而怕涝，秋季里担忧西北风刮得太早。

　　尤其是在赶场天，难得进一次县城，和各式人等打交道，我会以一个农民的目光，看待营业员、职工和干部们的一切。跑进了城市、省城、上海、北京，我会瞪大一双疑讶和愕然的眼睛，望着这些大都市里近年里发生的变化、景观、口头禅、流行语……回来讲给乡间的人们听，竟然也会引得他们的笑声和浓烈的兴趣。

　　后来，命运又让我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我敏锐地察觉到上海哪些地方变了，哪些东西没有变。当逐渐适应了上海人的生活节奏，找回了一个上海人的感觉时，只要静下来，我总会把上海大城市感受到的一切，和记忆里的贵州乡村对比。用上海都市人的目光，来反观乡村里的人和事，思想和感觉，为人和行事。当这两副目光交织在一起时，还有一些新的思想和灵光闪烁在我的脑际，于是，创作的灵感就会跳出来。长篇小说《孽债》，就是两副目光交织着观察生活而构思出来的。

　　用都市人的眼睛观察山乡里的一切；用一双山乡里形成的目光看待都市，这就是农村对我这个作家最大的影响。

　　我对农村的期盼

　　整整10年的插队落户岁月，除却参加集体的出工劳动，我还当了几年耕读小学的教师，天天同小学生们打堆。故而要我说一说对农村的期盼，我只有一个，那就是期盼我们的文化教育，在乡村振兴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就在我当知青的贵州省修文县久长人民公社，后来的久长乡，今天的久长街道，当地政府在前些年投资三千万，建起了一座九年制的学校，周围乡镇村寨上的学生们，统统都能到漂亮的教室里上课。仅这一小个例子，就说明我们平时所说的“硬件”，建得比以往好得多了。

　　我期盼的是，在这样和城市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的学校里，我们师资的水平是不是同样提高了呢？我们的教育质量，是不是也同县城、地级市、省城乃至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那些大城市里的重点学校一样受到老百姓欢迎了呢？

　　差距显然是存在的，具体比较起来，其间的差距还不小。

　　还是10多年前，我随上海浦东新区教育界的一批老师来到贵州的毕节市，参加医疗教育界和贵州毕节的文化扶贫项目，参观了从毕节市重点中学到下面几个县、乡镇的多所学校。无论是乡镇上的，县城里的和毕节市里的老师和校长，在座谈中共同表示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希望上海来的同行们，在教学理念、教学方式等等诸多方面，给予指导帮助。他们不但欢迎城市教育界的同行们走进山乡，他们同样渴望走出大山，到上海、北京、天津等沿海发达地区听课、进修、切磋交流，开拓眼界，以便回到山乡以后，根据当地实际培养更出色的下一代。

　　在耕读小学教书时，我曾要求我教的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在家里找一找，把家里有的书借给我读。结果，当时我所在的四个寨子，一个大队的老乡家里，只找出了一本1955年的农历，借来给我读了一周。我所落户的砂锅寨，是四个村寨中最大的一个，当时有56户人家，300多个人，加上另三个寨子的人口，共有1100多人，在很长时间里，就只找出了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

　　这件事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久久难忘。

　　近年来，随着中国作家采风团走遍了祖国十几个省的农村，凡有乡村书屋、农家书屋，我一定会要求走进去看看，了解点儿今天农民们的阅读情况。

　　看到很多农家书屋光线明亮的阅览室，整洁，有不少还很典雅的大小房间，和我久居山乡时相比，简直让我惊叹和高兴。

　　但我们得实事求是地说，有一些建得漂漂亮亮的农家书屋、乡村阅读室、阅读吧，条件甚好，安安静静地坐在里面读书的人却不多。细细地浏览书架上的书籍，配置的书籍种类也不健全，有不少是教辅类的读物。

　　故而我期盼着，随着乡村书屋走进山乡，挨近农家，也能像在一些做得出彩的城市里的书吧一样，有计划地在农闲时节、传统节日，举行一点各地农民们喜闻乐见的活动，结合文化下乡、科技下乡、文艺节目下乡，在丰富农民们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带去更多实用的、百姓喜闻乐见又能增长见识的东西。让农民们在笑声中受到启示，在阅读辅导中获得教益，让书屋真正成为当代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插队落户10年7个月，当我告别砂锅寨，走进作家协会报到的那一年，我们说的是中国有10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今天我们经常说的是，14亿人口中，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农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更紧密。我衷心地期盼，中华农村大地，在乡村振兴的历程中取得更大的喜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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