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确保农民自由流动

朱信凯　熊涛　李剑　田晓晖

　　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用于描述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的上限，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种状态。自此，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广为经济学界所讨论，用于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济体的困境，并且常常作为对中国经济前景判断的一个参照点。

　　不同于自我强化式的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发生在一个国家持续快速增长，并显著提升其国民的生活水平之后。因此，核心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放缓而非经济增长过低，其成因与通常在低收入国家所观察到的低储蓄、营养不良、缺乏基础设施等关联不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一种均衡状态，表现在基础设施改进、贸易融入等一些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此类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因而该国的人均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来源往往与其自身人力资本质量低导致创新活动匮乏有关，这可能会阻止一个国家摆脱低增长或中等增长的均衡。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确定了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前提。首先，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收入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和过去的政策，例如税率、关税税率以及对教育、基础设施和研发的资源投入。其次，作为模型中增长的关键机制，物质资本的积累会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这表明，与其过去或与其他国家相比，人均收入增长率异常高的国家，由于资本积累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最终将经历较低的增长率。

　　近几十年，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也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这些模型隐含的一个简单场景如下：考虑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收入增长率较低的国家，该国随后实施贸易改革，例如降低关税壁垒和（或）加入世贸组织，从而对国际贸易更加开放。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提高了该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用于研发的资源可能会增加，这将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导致更高的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都导致更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但是，创新和（或）资本积累的收益将递减，人均收入增长率将下降到改革前的水平。从长远来看，人均收入水平升高，国家能够转向更高的稳态，但人均收入增长率只是暂时较高。

　　中等收入陷阱下增长放缓的另一种解释是基于刘易斯型的发展过程（Lewis-type Development Process）。在快速发展的初始阶段，低成本劳动力和模仿外国技术产生高增长的优势在达到中上收入水平时将会消失，从而需要新的增长源来维持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在初始阶段，低收入国家可以使用从国外进口的技术生产劳动密集型、低成本的产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些国家首先可以通过将劳动力从低生产力的农业重新分配到生产力更高的制造业来实现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由于非贸易商品的生产商必须与出口商竞争劳动力，他们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与此同时，从制造业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为工人搬到城市并投资于教育创造了动力。然而，一旦这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就会萎缩，工资开始上涨，从而削弱其竞争力。再分配和技术赶超带来的生产力增长最终会耗尽，而工资上涨使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做到如下几点：其一，强化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的高收入经济体都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其二，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当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将面临过往经济增长优势不再、要素驱动增长模式乏力等问题，突破发展瓶颈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转型升级。其三，重视高等教育的普及，提升全民人力资本。在内生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是核心投入要素，其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其四，持续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较高的开放程度对于国家获取先进科技，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至关重要。其五，塑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速将下降，社会矛盾将聚集，只有通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减少社会矛盾，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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