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我说明白没有？

　　我进一步想说的是，地域性写作，和走出地域的写作，不仅有外来介入者、从地域出走者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背后还有作者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分野。鲁迅与其他乡土作家的区别是，乡土作家写一个村庄，是从这个村庄看世界；鲁迅写一个村庄，是从世界看这个村庄，于是有了《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作品。

　　我曾经说过，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接着我想说说幽默。目前我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文字到达之处，读过我书的人，都说我很幽默。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因为他们没到延津来过；到了延津他们就知道，我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我的乡亲，个个比我会说笑。这也是花二娘到延津来找笑话的原因。延津人日常见面，不以正经话应对，皆以玩笑招呼。张三到李四家去，李四家正在吃饭，李四邀请张三坐下吃饭，说的决不是“请坐，一块吃点吧。”而是：“又是吃过来的？又是不抽烟？又是不喝酒？”如果是外地人，便不知如何应对，场面会很尴尬；延津人会这么回应：“吃过昨天的了，不抽差烟，不喝假酒。”坐下一块吃喝起来。两个延津人，在一起讨论非常严肃的话题，如张三与李四谈一单生意，或李四想找张三借钱，也是以玩笑的方式进行讨论；谈笑间，已安邦定国；或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延津人为什么这么幽默？这也是一些记者问我的经典话题。当然，幽默的源头不该从幽默本身找；如果幽默只是幽默，就成了耍嘴皮子；幽默的背后，可能有更重要的现实和历史原因；结论可能是：喜剧的底色会是悲剧，悲剧的底色会是喜剧；或者，悲剧再往前走两步会是喜剧，喜剧再往前走两步会是悲剧；幽默再往前走两步可能就是严肃，严肃再往前走两步可能就是幽默。《一日三秋》中不会说笑话的人，在梦中被花二娘压死了，等于被笑话压死了，也等于被他的严肃压死了。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家乡河南被饿死三百万人。三百万人是什么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纳粹和希特勒迫害致死的犹太人，约一百一十万人；等于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缺少的是纳粹和希特勒。这些被饿死的河南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死呢？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临死前没有愤怒，也没有追问：我是一个纳税人，为什么要把我饿死，国民政府为什么没有起到赈灾的责任？而是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他想起了他的好朋友老李，老李三天前就饿死了，他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老张为什么能用幽默的态度对待生死？那是因为从商朝到一九四二年，黄河两岸发生的饿死人的事太多了。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曾采访我的外祖母：“姥娘，咱们谈一谈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就是饿死人的那一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当严酷成为一种日常的时候，你用严肃的态度对付严酷，严酷就会变成一块铁，你是一颗鸡蛋，撞到铁上就碎了；如果你用幽默的态度对付严酷，严酷就会变成一块冰，幽默是大海，这块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关于幽默，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

　　延津有一种地方戏，叫二夹弦，大家再去延津的时候，建议大家听一听。这个剧种管弦节奏急，唱腔语速快，从头至尾，像两个人在吵架，让人目不暇接和耳不暇接。有什么事，不能慢慢说吗？急管繁弦，难说烟景长街；但它就是这么快，不给人留半点间隙和喘息的时间；就像我们村的人吃饭，个个吃得快，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样，大概也是历史留下的病根。急切的戏剧，你听着听着就笑了，也是一种幽默。

　　至今想来，延津让我第一次感到震撼，正是我离开延津的时候。我当兵那年，在新乡第一次见到火车。那时的火车还是蒸汽机。我随着几百名新兵排着队伍往前走，上到火车站的天桥上，一列绿皮火车鸣着笛进站了。在火车头喷出的蒸汽中，从火车上下来成百上千的陌生人，又上去成百上千的陌生人，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过去我在村里，村里的人我都认识；熟悉没有让我感动过，现在为了陌生和陌生的震撼，我流泪了。排长问：“小刘，你是不是想家了？”我无法解释熟悉和陌生的关系，我只好说：“排长，当兵能吃白馍，我怎么能想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