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笑话，与延津的量子纠缠。

　　我的意思是，如果只写延津，延津就是延津，介入者的介入，便使延津和世界发生了联系，使延津知道了世界，也使世界知道了延津，也使延津知道了延津。

　　除了介入者，从延津出走者，对于写延津同等重要。这是另一个艺术结构问题。在《新兵连》中，我写了一群从延津出走的乡村少年。他们在村里，到了夏天，还是睡打麦场的年龄，当他们离开延津，到达另一个世界，马上发生了困惑。刚到新兵连吃饭，猪肉炖白菜，肉瘦的不多，全是白汪汪的大肥肉片子。但和村里比，这仍然不错了，大家都把菜吃完了，惟独排长没有吃完，还剩半盘子，在那里一个馍星一个馍星往嘴里送。新战士李胜看到排长老不吃菜，便以为排长是舍不得吃，按村里的习惯，将自己舍不得吃的半盘子菜，一下倾到排长盘子里，说：“排长，吃吧。”但他哪里知道，排长不吃这菜，是嫌这大肥肉片子不好吃，他见李胜把吃剩的脏菜倾到自己盘子里，气得浑身乱颤：“李胜，干什么你！”接着将盘子摔到地上。稀烂的菜叶子，溅了一地。李胜急得哭了。事后“我”劝李胜，李胜说：“排长急我我不恼，我只恼咱村其他人，排长急我时，他们都偷偷捂着嘴笑。”这里写的不仅是李胜的难堪，也是延津在世界面前的碰壁。同时，“他们都偷偷捂着嘴笑”，是我那个阶段的写作水平，开始知道由此及彼。由延津到世界，也是由此及彼。

　　在《我不是潘金莲》里，主人公李雪莲也走出了延津：她从延津走到市里，走到省里，来到北京。走来走去，只是为了纠正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但她走来走去，花了二十年工夫，这句话还是没有纠正过来。一开始还有人同情她，后来她的絮叨就成了笑话，没人愿意再听她说话。当这本书出荷兰文时，我去荷兰配合当地出版社做推广工作，一次在书店与读者交流，一位荷兰女士站起来说，她看这本书，从头至尾都在笑，但当她看到李雪莲与所有人说话，所有人都不听，她只好把话说给她家里的一头牛时，这位荷兰女士哭了。接着她说，当世界上只有一头牛听李雪莲说话时，其实还有另外一头牛也在听李雪莲说话，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这是李雪莲和世界和牛的关系。

　　再说一位从延津出走者，便是《一句顶一万句》中的私塾先生老汪。老汪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三个男孩都生性老实，惟一个女孩灯盏调皮过人。别的孩子调皮是扒树上房，灯盏爱到东家老范家的牲口棚玩骡子马。牲口棚新添了一口淘草的大缸，一丈见圆。灯盏玩过牲口，又来玩缸，沿着缸沿支岔着手在蹦跳，一不小心，掉到缸里淹死了。那时各家孩子多，死个孩子不算什么，老汪还说：“家里数她淘，烦死了，死了正好。”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老汪去家里窗台前拿书，看到窗台上有一牙月饼，还是一个月前，阴历八月十五，死去的灯盏偷吃的；月饼上，留着她小口的牙痕。当时灯盏偷吃月饼，老汪还打了她一顿。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现在看到这一牙月饼，不禁悲从中来，扔掉书，来到牲口棚的水缸前，开始大放悲声。一哭起来没收住，整整哭了三个时辰，把所有的伙计和东家老范都惊动了。转眼三个月过去，下雪了。这天晚上，东家老范正在屋里洗脚，老汪进来说：“东家，想走。”老范吃了一惊，忙将洗了一半的脚从盆里拔出来：“要走？啥不合适？”“啥都合适，就是我不合适，想灯盏。”“算了，都过去小半年了。”“东家，我也想算了，可心不由人呀。娃在时我也烦她，打她，现在她不在了，天天想她，光想见她。白天见不着，夜里天天梦她。梦里娃不淘了，站在床前，老说：‘爹，天冷了，我给你掖掖被窝。’”“老汪，再忍忍。”“我也想忍，可不行啊东家，心里像火燎一样，再忍就疯了。”“再到牲口棚哭一场。”“我偷偷试过了，哭不出来，三个月了，我老想死。”老范吃了一惊，不再拦老汪：“走也行啊，可你到哪儿，也找不到娃呀。”“不为找娃，走到哪儿不想娃，就在哪儿落脚。”老汪带着妻小，离开延津，一路往西走。走走停停，到了一个地方，感到伤心，再走。三个月后，出了河南界，到了陕西宝鸡，突然心情开朗，不伤心了，便在宝鸡落下脚。这年元宵节，宝鸡满街挂满了灯笼，万千的灯笼中，他似乎又见到了灯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