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书中的延津，跟现实的延津，有重叠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都叫延津，容易引起混淆。现实的延津不挨黄河，县境之内，没有自发的河流；总体说，延津跟祖国的北方一样，是个缺水的地方。但《一句顶一万句》中，却有一条汹涌奔腾的津河，从延津县城穿过。元宵节闹社火的时候，津河两岸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第二天早上，沿河两岸，剩下一地鞭炮的碎屑和众人挤丢的鞋。一些读过《一句顶一万句》的朋友去了延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县城走了一遍，问：河呢？塔铺是延津的一个乡，我写《塔铺》的时候，以“我”为主人公；在高考复习班上，“我”与一位清秀的女孩李爱莲，发生了纯洁的爱情。一些朋友去了塔铺，四处打听：李爱莲的家在哪条街？《一日三秋》的开篇，从六叔和六叔的画写起。六叔画的，全是延津和延津五行八作的人；六叔死后，这些画作被六婶当烧纸烧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重现六叔画中的延津，我写了《一日三秋》这本书——这是书中的话。一些朋友读了这本书，常问的问题是：延津真有六叔这个人吗？现在，我用六叔的画作，统一回答这些问题。

　　六叔主要是画延津。但跟眼前的延津不一样。延津不在黄河边，他画中的延津，有黄河渡口，黄河水波浪滔天。延津是平原，境内无山，他画出的延津县城，背靠巍峨的大山，山后边还是山；山顶上，还有常年不化的积雪。有一年端午节，我见他画中，月光之下，一个俊美的少女笑得前仰后合，身边是一棵柿子树，树上挂满了灯笼一样的红柿子，便问，这人是谁？六叔说，一个误入延津的仙女。我问，她在笑啥？六叔说，去人梦里听笑话，给乐的。又说，谁让咱延津人爱说笑话呢？

　　不知我用六叔的画，说明白这些混淆没有。没说明白也不要紧，文学混淆了一些现实，也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

　　我的意思是，什么叫文学？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

　　其实，如果我只是以延津为背景，写了一些延津人发生在延津的一些事，只能算写了一些乡土小说。乡土小说当然很好，但不是我写小说和延津的目的；欲写延津，须有延津之外的因素注入，也就是介入者的出现。是谁来到了延津，激活了五行八作和形形色色的延津因素和因子，诸多因素和因子发生了量子纠缠，才是重要的。这是一个艺术结构问题。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一个介入者叫老詹。有老詹和没有老詹，《一句顶一万句》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呈现的延津也是不一样的。老詹是意大利一个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延津。老詹的本名叫詹姆斯·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延津人叫起来嫌麻烦，就取头一个字，喊他“老詹”。老詹来延津的时候，不会说中国话，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会说中国话，会说河南话，会说延津话；老詹来延津的时候，眼睛是蓝的，在延津黄河水喝多了，眼睛就变黄了；老詹来延津的时候，鼻子是高的，在延津羊肉烩面吃多了，鼻子也变成一个面团。四十多年过去，老詹已是七十多的人了，背着手在街上走，从身后看过去，步伐走势，和延津一个卖葱的老汉没有任何区别。老詹在延津待了四十多年，只发展了八个徒弟。老詹在黄河边遇到杀猪匠老曾，劝老曾信主。老曾按中国人的习惯，问：“信主有什么好处？”“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你说的也对。”老詹想想又说，“咱不说杀猪，只说，你心里有没有忧愁？”“那倒是，凡人都有忧愁。”“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主能帮我做甚哩？”“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两人不欢而散。由于延津的天主教势单力薄，延津办新学的时候，教堂被县长征作学堂，老詹从教堂里被赶了出来，住在一个和尚废弃的破庙里；但老詹传教的心仍锲而不舍，每天晚上，都要给菩萨上炷香：“菩萨，保佑我再发展一个天主教教徒吧。”在延津被传为笑谈。

　　老詹和延津的关系，不知我说明白没有？

　　《一日三秋》中，也有一个介入者叫花二娘。花二娘就是六叔画中那个仙女。老詹到延津是为了传教，花二娘到延津来，是为了到延津人梦里找笑话。你笑话说得好，把她逗笑了，她奖励你一只红柿子；你笑话没说好，她也不恼，说，背我去喝碗胡辣汤。但花二娘是一座山，谁能背得动一座山呢？刚把花二娘背起，就被这座山压死了。或者，就被笑话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