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牛为耕田、养羊为过年、养鸡为换盐，得了鸡瘟一死一大片。”新中国成立初期，位于黄土高坡上的西北小县甘肃省康乐县畜牧业生产被当作“家庭副业”，限制了农民发展的养殖积极性。

　　改革开放后，康乐县的养殖业有了一定发展，但仍存在良种化程度低、规模化程度不高等难题；2005年，康乐县把草食畜牧业作为“一号工程”，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意见，催生了一批畜牧养殖加工企业；2013年，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如春风吹遍康乐县，康乐县探索走出了一条“种养结合、以种带养、以养促加、增收脱贫”的产业扶贫新路子。

　　康乐县畜牧业的发展脉络，是我国畜牧业70年发展的一瞥。从“吃肉等过年”到“猪粮安天下”。70年沧桑巨变，我国畜牧业由小变大、由弱渐强，从家庭副业成长为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畜产品供应从严重匮乏到供应充足，满足了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肉蛋奶需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和林格尔县西沟门供销社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数不多的、尚在经营的一家供销社，有着近60年的历史，年近七旬的王来喜在这里干了一辈子。他回忆，在计划经济时期，因为商品奇缺，他常常要步行50多公里把收购来的生猪赶至当时的呼和浩特市西口子食品公司去屠宰，屠宰以后，猪肉才能分到基层供销社来销售，一来一回要走4天的时间。

　　“过去肉供应比较紧张，猪肉7毛钱一斤，但大家去买肉却专挑膘肥瘦肉少的部分，因为要用肥肉炼荤油，猪油当时最贵，要卖到一块四毛钱一斤。”王来喜说，一人一年吃不到一斤肉，攒着肉票过年打牙祭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刻骨铭心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畜牧业生产经历了恢复和发展期、曲折和缓慢发展期、改革起步期、全面快速发展期、结构调整期、发展方式转变期、高质量发展期等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人民群众温饱问题，我国制定了“以粮为纲”的发展路线，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同时，执行保护与奖励繁殖耕畜、家畜的政策，为粮食生产提供畜力和肥料，为人们提供肉食来源，畜牧生产逐步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养畜禽成为家家户户农民的副业。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畜禽养殖以集体饲养和农户饲养为主，只有极少量的国营大牧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养殖领域开始出现专业户和重点户。

　　在粮食连续丰产的带动下，养殖业也发展迅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物资供应逐渐市场化，国家取消生猪派养派购，完全放开猪肉、蛋、禽和牛奶等畜产品价格，肉蛋奶副食品凭票供应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畜牧业生产潜力和活力得到了极大释放。加上这一时期畜产品需求旺盛、粮食增产和饲料工业的大发展，畜产品产量增速之快前所未有。

　　上世纪90年代，畜禽规模养殖场开始出现，扭转了畜产品短缺的局面，实现了畜产品供求平衡的历史性跨越，奠定了畜牧业作为农业支柱产业的地位。

　　9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着力对规模化、标准化养殖进行扶持，规模化程度显著提高，实现了由分散养殖为主向规模经营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变。规模养殖取代传统的小农户分散养殖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肉蛋奶生产供应的主要来源。

　　据统计，1952年，全国猪牛羊肉总产量仅为339万吨；1990年，我国肉类产量达到2857万吨，跃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肉类产量增加到6523万吨，比1952年增长18.3倍，年均增长4.6%；

　　禽蛋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018年，全国禽蛋产量达3128万吨，比1982年增长10.1倍，年均增长6.9%；

　　2018年，全国牛奶产量3075万吨，比1980年增长25.9倍，年均增长9.1%；

　　目前，全国人均肉、蛋、奶占有量达到62.11公斤、22.2公斤和26.4公斤，肉类人均占有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禽蛋人均占有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在吉林白山抚松精气神养殖基地山黑猪猪舍中，养殖巡检机器人、饲喂机器人、农业级摄像头、伸缩式半限位猪栏等设施正在有序运行。通过上述设备，图像识别、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正在农业领域施展拳脚。

　　作为最早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农业产业部门，畜牧业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走在创新变革的前列。从粗放养殖、注重数量、保障供给安全，到精细养殖、注重质量、产品结构调整，我国畜牧业正在加速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