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经与实际和实践相结合，就释放出科学真理的巨大引领力、推动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植根于中国大地的制度创造，承载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光荣使命。

　　守正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也是社会主义的宝贵品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承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六年来，推出改革举措近两千项，形成了夯基垒台、积厚成势的局面势能。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必将进一步助推制度的成熟定型、治理的协同高效。

　　——“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提出的憧憬和愿望。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社会主义中国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新路径。我们没有罪恶的资本原始积累、没有残酷的殖民奴役压迫，却建立发展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没有搞多党轮流执政的西式民主，却建立起了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我们推进经济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更聚焦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潮涨潮落中，一些所谓神话正在破灭，一些所谓光环正在褪去，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丛林法则撕下了曾经的伪装，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否决政治”令一些国家进退失据，难民问题、种族矛盾、贫富差距至今难以找到答案……世界再次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前途问题再次摆在世人面前。

　　我们深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建成，要通过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拼搏和奋斗。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未因一时的挫折而动摇气馁，从未因目标的远大而停止前进的步伐。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广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每一个“超级因素”，既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优势所在，也伴随着实实在在的挑战：

　　如何将千万万人口整合起来、避免“一盘散沙”，如何守护辽阔的边疆、避免四分五裂，如何在历史传统和文化中汲取求新上进的动力、避免循环僵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无比坚实的支撑、无比丰厚的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时代的血液、书写了历史的新篇。

　　历史学家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写道：“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地影响了五四前后涌出的一代出类拔萃之辈，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第一就是古有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中华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念，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理念有着天然的亲和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的整体观念、“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无神论思想，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着诸多契合点。

　　社会主义学说发端于西方，但社会主义的神髓却在东西方的时空交错中隐隐呼应。这是一种文化的融通，也是一种“文明的滴定”。这看起来是一场思想的偶遇，实际上是历史的某种必然。

　　有研究者指出，如果统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现代国家的标志，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这固然是一家之言，却揭示了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割不断、打不破的纽带。从“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基因，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追求，再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这是一种文明传统，也是一种制度模式，还是一种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