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光”——这就是昔日闽东贫困地区“连家船”上渔民风雨飘摇的真实境况。福建省福安市溪邳村村民刘德仁回忆当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粮食不够吃，孩子上不了学，台风天生怕连船带人被吹走。”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凭借“造福工程”这项移民扶贫开发项目，刘德仁一家搬进了岸上200多平方米新居，用上了彩电、冰箱。村里依然靠海吃海，但“吃法”升级：发展养殖业、海上运输业、产品加工业，创办新企业，实现富余劳力广就业。溪邳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850多元，增长到2017年的18756元，提高了22倍，全村“五业”产值达1亿多元。

　　这只是中国人民同舟共济、砥砺奋进成功摆脱贫困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将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式扶贫的伟大壮举，将记录在世界减贫的里程碑上，并为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提交了可供借鉴的答卷。

　　“泥垛墙、茅草棚，缺吃少穿，走路打晃。”前江苏华西村党委常委朱咪英说起年轻时的苦日子，仿佛历历在目，“翻遍所有家当，只找出两分钱，连一包盐都买不起。”

　　新中国成立时，农村日子苦，城市的发展也难。国家一穷二白，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只有68.5公斤，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分别仅为86元、69元、25.94元。

　　恢复生产、解决普遍贫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我国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构建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从1953年到197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初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这一时期的发展为我国有效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必要的物质保障。

　　1978年，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开启，大规模扶贫开发开始成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此时，针对贫困分布的区域性特征，中国政府以县为单元确定国家扶持的重点，并且改变了以往无偿救助为主的“输血”式扶持政策，转而以生产帮扶为主。

　　从1982年启动“三西”建设，到1986年国家实施区域开发带动扶贫的开发式扶贫行动，从1994年公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我国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终于取得长足进步。

　　到21世纪初，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大面积绝对贫困现象明显缓解。从1978年到2012年，扶贫标准两次提高，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测算，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10.2%，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减贫成效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新世纪头十年的扶贫开发，减贫的“包围圈”逐渐收缩，国家扶持的重点从县转向县和村。除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外，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进行“整村推进”。

　　面对历史和地理两个维度上形成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调整了以往以区域开发为主的扶贫开发模式，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攻克的主要贫困对象由贫困县和贫困村，逐渐缩小为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因户因人施策。

　　“你家里几口人？几亩地？有牛羊么？夫妻俩的身体怎么样？孩子上学有困难吗？”2017年10月，在新疆阿图什市阿扎克乡铁提尔村村民肉孜买买提·阿吉的家里，开展扶贫对象核查工作的人员详细询问他们一家的情况。

　　这只是精准识别工作的一个普通案例。从这一年8月开始，新疆全区展开了一场“地毯式”的扶贫对象信息数据复核。不只天山南麓，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这项“摸家底”的工作。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中国精准扶贫政策的组合拳越发巧妙灵活，能量输入更加有效，以往的“大兵团”作战也改为派精锐小分队走村入户将贫困难题逐个击破。

　　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选调生黄文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广西百色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子种植砂糖橘、搞电商、建垃圾池，帮贫困户的孩子申请助学贷款。甘肃定西临洮县原县长柴生芳，在临洮工作时转如陀螺：323个行政村走遍281个，写下29本工作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