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光”——这就是昔日闽东贫困地区“连家船”上渔民风雨飘摇的真实境况。福建省福安市溪邳村村民刘德仁回忆当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粮食不够吃，孩子上不了学，台风天生怕连船带人被吹走。”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凭借“造福工程”这项移民扶贫开发项目，刘德仁一家搬进了岸上200多平方米新居，用上了彩电、冰箱。村里依然靠海吃海，但“吃法”升级：发展养殖业、海上运输业、产品加工业，创办新企业，实现富余劳力广就业。溪邳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850多元，增长到2017年的18756元，提高了22倍，全村“五业”产值达1亿多元。
这只是中国人民同舟共济、砥砺奋进成功摆脱贫困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将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式扶贫的伟大壮举，将记录在世界减贫的里程碑上，并为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提交了可供借鉴的答卷。
世界减贫的中国智慧 “泥垛墙、茅草棚，缺吃少穿，走路打晃。”前江苏华西村党委常委朱咪英说起年轻时的苦日子，仿佛历历在目，“翻遍所有家当，只找出两分钱，连一包盐都买不起。”
新中国成立时，农村日子苦，城市的发展也难。国家一穷二白，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只有68.5公斤，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社会商品零售额分别仅为86元、69元、25.94元。
恢复生产、解决普遍贫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我国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构建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从1953年到197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初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这一时期的发展为我国有效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必要的物质保障。
1978年，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开启，大规模扶贫开发开始成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此时，针对贫困分布的区域性特征，中国政府以县为单元确定国家扶持的重点，并且改变了以往无偿救助为主的“输血”式扶持政策，转而以生产帮扶为主。
从1982年启动“三西”建设，到1986年国家实施区域开发带动扶贫的开发式扶贫行动，从1994年公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我国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终于取得长足进步。
到21世纪初，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大面积绝对贫困现象明显缓解。从1978年到2012年，扶贫标准两次提高，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测算，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10.2%，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减贫成效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新世纪头十年的扶贫开发，减贫的“包围圈”逐渐收缩，国家扶持的重点从县转向县和村。除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外，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进行“整村推进”。
面对历史和地理两个维度上形成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调整了以往以区域开发为主的扶贫开发模式，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攻克的主要贫困对象由贫困县和贫困村，逐渐缩小为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因户因人施策。
精准扶贫的铺展方案 “你家里几口人？几亩地？有牛羊么？夫妻俩的身体怎么样？孩子上学有困难吗？”2017年10月，在新疆阿图什市阿扎克乡铁提尔村村民肉孜买买提·阿吉的家里，开展扶贫对象核查工作的人员详细询问他们一家的情况。
这只是精准识别工作的一个普通案例。从这一年8月开始，新疆全区展开了一场“地毯式”的扶贫对象信息数据复核。不只天山南麓，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这项“摸家底”的工作。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中国精准扶贫政策的组合拳越发巧妙灵活，能量输入更加有效，以往的“大兵团”作战也改为派精锐小分队走村入户将贫困难题逐个击破。
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选调生黄文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广西百色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子种植砂糖橘、搞电商、建垃圾池，帮贫困户的孩子申请助学贷款。甘肃定西临洮县原县长柴生芳，在临洮工作时转如陀螺：323个行政村走遍281个，写下29本工作日记。
据统计，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目前在岗的第一书记20.6万人、驻村干部70万人，还有197.4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就是要因地因户因人制宜，送政策、送经验、送信息、送点子，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由此，中央提出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再加上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提供保障。
“火力全开”的体制机制促使贫困地区农村无论是“面子”还是“里子”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来了。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是2012年的1.9倍，年均增长12.1%。
住得更舒坦了。大家告别土坯房，住上了砖瓦新居，用上了卫生厕所。2018年贫困地区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比重达67.4%，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比重达46.1%，均比2012年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
生活更便利了。2018年，贫困地区村内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为82.6%，通电的自然村接近全覆盖，通电话、有线电视信号、宽带的自然村比重分别达到99.2%、88.1%、81.9%。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全国832个贫困县有一半实现摘帽，超过10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实现脱贫，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最好成绩。
进入读秒时间的决战 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一样，在条件极其严酷的大石山区、荒漠地区、高寒地区，在每一个看似“生命禁区”的边边角角繁衍生息着那么多人口，也只有真正了解中国过去苦难历史的人，才能真正读懂当前反贫困斗争的艰巨。
离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有450多天，深度贫困地区仍是主战场。剩下1600多万人未脱贫，意味着每月要脱贫100多万人，每天脱贫3万多人，这是一场进入读秒时间的决战。
“现在恨不得一天24小时掰成48小时来干，一点儿都耽误不得、耽误不起！”甘肃临夏州东乡县委书记马秀兰的语速都快了起来。
今年4月，云南怒江州福贡县马吉米村委会会议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扶贫干部宣读完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江乡群众的回信后，坚决表示要走进每一个贫困小组、每一个贫困家庭，服务群众，发展产业，争取马吉米村今年脱贫出列。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战斗后期，越要稳扎稳打。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中明确指出，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责任、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监管。4月16日，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总书记又强调，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既不拔高，也不降低。
在江西井冈山厦坪镇厦坪村，第一书记谢冰每月仍有20多天吃住在村里，他说：“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乡亲们脱贫了，还要‘送一程’。”
在陕西延安，告别绝对贫困后，扶贫干部们仍然扎根于山山峁峁之间：1784名驻村第一书记、1546个驻村工作队直插一线，3.74万名干部开展联户包扶。
在河南兰考，2017年破解“兰考之问”后，兰考不仅不松劲，还铆足力气快跑，扶贫干部们说：“人撤不得，事业正爬坡！”
在决胜关键时期，广大干部群众均是冲刺状态。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都不能掉队。摆脱贫困的千年梦想，寄望于未来几百个日日夜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