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无言，默默地守望千年；春风不语，吹绿了一年又一年。白天拾柴做饭，晚上月下聊天，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时光就这样在宝峪村凝固了千百年。

　　变化发生在1978年。

　　村里有去过城里的，说城里有电灯很亮，去过镇上的，回来也这样说。“村干部压力大了，到处跑关系。”终于在1978年跑下来了，村民们积极性也高，“那么老沉的电线杆人根本抬不动，就靠拖板车往村里运，光拖板车就运坏了好几个！”王付忠说。

　　8月份的那段日子真是热闹！一家一个灯泡，等晚上一开闸，家家都亮了。“太神奇了！”小孩的兴奋写在脸上，把那个灯绳攥在手里。拉了一下又一下，电灯就跟着一明一暗，大人的兴奋沉在心里，“有电灯了，照亮不用再点（煤油）灯了！”

　　一下子，好像每个村都流传出这样一个故事，看得出村民们对通电的欣喜与好奇：村里有个爱抽旱烟的老头，看见刚刚安装的电灯泡很亮，就把烟袋锅放在电灯泡上点旱烟，吸了很久也没有点着，一气之下，用烟袋锅敲碎了灯泡，嘴里还不停地絮叨：“亮是怪亮，连个烟也点不着。”

　　其实，1978年带来的变化远不止这些。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新生活的大门。村民们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的生活却悄悄发生着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村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来了，“那时候不兴绿化，山上基本就种地”，村民们一口气把地开垦到了山顶上。山上的地按人口、按劳动力划分得极细，到秋天拾柴的时候，村民也要按片来，不能乱割别人的。“虽然不值钱，但离了这点资源，老少爷们儿没法生活！”王付忠感叹。

　　村民外出挣钱的积极性也上来了。“那时候集体搞创业，出去干活挣了钱70%要交给集体，就这都得抓阄才能去。”王付岭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出去打工挣钱，口袋也跟着鼓了起来，根本无暇顾及山上那点柴了。手里攒了钱，煤炭、煤球、蜂窝煤就这样陆续走进了家家户户，“现在山上的枯枝烂叶都没人要了。”王付岭说。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村民生活日渐红火起来。家家户户都有了手电筒；王付忠家里多了一个收音机，当年50多元买的，一直到现在舍不得扔；1983年，刘庆森家有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恰逢那年热播《大侠霍元甲》，全村好多人都跑过来看，屋里挤不下，刘庆森干脆就把电视搬到院子里，“下着大雪，院里的人都不走。”他说。

　　“耕地靠牛、照明靠油、用水靠挑、碾米靠推”的无电生活总算结束了。随着电的普及，村里的生产方式也有了改变。“现在都用上电了，原来浇地都是用柴油机带动，那个柴油机和水泵之间的传送带很紧，看着结实但不耐用，稍微不注意就像破布一样‘哗’的一声全裂开了。”提起这些，王付岭还心有余悸。

　　虽然电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但总还是不敢多用的，晚上开一会儿就赶紧关了。“那时候变压器不行，用电多了根本供不起来，电视看着看着就黑屏了，停电更是常事。”王付岭回忆，那时候宝峪村属于突泉办事处，办事处一共有12个村，经常是今天供这6个村，明天供另外6个村。

　　在那个能源不足的年代“被迫”明白了电的珍贵，“爱惜用电”“节约用电”算是刻到人们骨子里了。

　　“同网不同价”，当这个词被写进历史20余年之后，王付忠对它还是很陌生，但回忆上世纪90年代用电的往事，他分明感受到过——“电费比城里还贵！”

　　可他也表示理解，甚至质朴地觉得“应该的”。“那个时候电费分两块，一块是实用电数，另一块是电损，电损要平分到村里去。”王如发解释说。当时农村电网落后，又不像城里居住集中，“跑冒滴漏”是常有的。

　　当时宝峪村只有一台50kVA(千伏安)的变压器，但因为村里人少，15W的灯泡比邻村的都亮。刚开始觉得是好事，可弊端很快显现出来了，“村里用电少，变压器大，相当于‘大马拉小车’了，电损很大。”王付忠说，“俺们那时候根本舍不得用电，但没办法，有时候光电损比电费还高！”

　　1998年，是农村电网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针对我国农村电网水平落后，农电管理体制混乱，电价奇高，农民用不上电的状况，“两改一同价”的重大决策正式出台，即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