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盘水供电局应急抢修人员在抢修受损电力设备。新华社发

　　河北省内丘县柳林镇虎头山光伏电站。新华社发

　　72岁的王付忠深深地觉得自己和孩子之间有代沟的时候，大多是在一些他们彼此无法理解的细节里：一个灯就够亮，为什么还要开其他的灯？只在一个屋子待着，为什么其他屋里的灯也开着？夏天开空调可以理解，为什么温度要低到盖被子？

　　两三代人之间这深深的隔阂来自年龄、观念、阅历，更来自飞速发展的时代在每个人生命中留下的印迹。1949年，电力等能源极度短缺，人们砍柴烧火做饭、夜里用菜籽油照亮，一灯如豆甚至不及窗外的月光，然而70年过去了，目前除个别偏远地区外，全国均有电网覆盖，越来越多乡野的夜空被照亮，越来越多的电器走进普通家庭，电气化的进程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慢到快、由落后到先进、由分散到集中，我国电力能源的发展是新中国伟大征程的一个缩影。而对于地处偏远、居住分散的广袤乡村来说，比城市更加漫长而艰辛的“用电史”，则为我国电气化的不凡历程烙下一个更深刻的注脚。

　　宝峪村王付忠们的经历，就是发生在“注脚”里的一个典型故事。

　　宝峪村地处山东省济南市南部山区，三面环山，只有一处垭口通向村外。村民聚居在山底的“聚宝盆”里，但“盆底”并不平整，全村近200户村民都三三两两散居在一条又一条伸向山坡的沟沟里。

　　1947年出生的王付忠是土生土长的宝峪人。从他记事起，照明就是个大难题，为此他们探索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七八个蓖麻子仁串起来，能燃一会儿供照明；把豆油、菜籽油、麻子油倒进碗里，用捻成细条的棉花作灯芯可照明；直到后来才慢慢用上洋油（煤油）灯。

　　“棉绳很细很细的，也就是微亮，跟萤火虫似的。”王付忠回忆起用油照亮时说，即便照明不给力，往往也舍不得多用，“这油也是用来炒菜的，所以就临睡前点着那么一会会”，因此，守着光亮聊闲天是万万不能被长辈们接受的。孩子们最常听父母叨叨的一句就是：“太浪费了，把（油）灯灭了再说话！”

　　其实不止菜籽油，在那个年代，任何能供人们使用的能源都弥足珍贵。78岁的王付岭记得，有一阵子发现家里酒瓶里的酒少了，正纳闷哪个孩子偷喝呢，原来是家里煤油不够，爱看书的孩子偷偷把酒倒进煤油灯里当成燃料照明了。即便知道孩子看书“有出息”，王付岭也总忍不住心疼那燃着的煤油，时不时地冲儿子喊两句“别看了，早点睡吧！”

　　虽然那个年代，有的村还能用柴油、沼气照明，甚至自建小型水力发电，但大山里的宝峪村却止步在了煤油灯。因此，“把（油）灯吹灭再说话、摸着黑说话”逐渐成了那一代人“根深蒂固”的习惯。早早吃完晚饭后，家里不舍得再燃油照明，村民们便纷纷走出家门，聚在街头村口，开始了每晚的“乡村夜话”。

　　皓月当空。小孩子在月光下捉迷藏，大人就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拉家常。“那个时候连‘戏匣子’（收音机）都没有，信息很闭塞，村里人聚在一起拉呱，也是交流信息，生产经验、岳飞和杨家将的故事都是那个时候一代代传下来的。”50岁的王如发说。

　　儿时的夜晚充满了神秘与回味，王如发总是乐在其中，但他对白天必不可少的拾柴却头疼得很。虽然住在山窝窝里，可环着的这几面高山他都不知爬过多少次。每天放学后，他就和姐姐玲玲拎着篮子上山了。

　　只要天天吃饭，每天就少不了拾柴。山上的落叶、枯枝都是常见的柴种类，还有一种开着淡淡小紫花的“荆柯”（学名：牡荆），到了秋冬也是烧火的好燃料，如今在山上见了它，姐弟俩还忍不住条件反射般地兴奋。

　　不要以为山上的资源就取之不竭，再高的山也经不起人们天天上去“薅羊毛”，所以冬末春初的时候最难过了，山顶上的草墩子都被铲了下来带回家烧火。

　　虽说童年辛苦，但想想他们的父辈、祖辈，哪一代人不是这么过来的？玲玲的姑姑今年74岁了，但眼睛中间的鼻梁上横着的那条深深的疤痕就跟了她68年，那是小时候跟姐姐们去西山拾柴时留下的，这不仅是身体的疤痕，更是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