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了一篇关于“留守一代进入大学后”的调查报告。调查对象是“留守大学生”，调查内容包含学习成绩、能力发展、自我概念三个方面。调查结果发出后引起诸多讨论，微博上对“农村留守大学生”话题的阅读量达2500多万。

　　笔者同意调查者关注留守大学生并呼吁教育公平的立场，承认这一调查研究的价值，并无意对调查结果进行评价。但笔者想从“留守大学生”这个称呼入手，思考“留守”是否已经成了分析农村青年儿童问题的万能标签，以及“留守”的负面效应被放大的陷阱。

　　万能的“留守”有先入为主给农村青年儿童贴标签的趋势。农村留守问题当然值得研究，但一些人在研究问题时，往往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夸大处理。表现之一是，对一些人来说，短暂的留守经历可能并没有带来很大伤害，但很多过分悲悯的人高高在上地将其视为一种创伤体验。其次，“留守”可以和大学生结合，那么留守也可以和非大学生等任何有过留守经历的人进行结合。这样，“留守”成了一个万能的标签，一旦贴上，被贴的群体便成为一个“特殊对象”而被过分强调，从而强化了留守的经历和负面影响。再者，“留守”已然成为了一种刻板印象。心理学上有种现象叫“晕轮效应”，也即光环效应，本质是认知上以偏概全的偏误，指认知者对某人的一些特征形成一种印象后，便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对有留守经历的人，人们大致会有两种极端印象——他们要么是孤僻、不善与人合作的问题少年，要么是独立、乐观等积极向上的人。并且在判断他们时，会先入为主对其进行极端化想象，而且往往先有第一种判断，并抱着同情和悲悯的心态去看他们。如果对方没有符合预期，便立马将其视为第二种人，将其视为普通人反而成了一种困难。其实，有过留守经历的人是多样的，留守儿童也并非全然等同于弱者，不必用来满足一些人的优越感和道德感，在关注他们的时候不能将他们视为铁板一块而忽视了他们的其他经历和身份。

　　不认同留守的身份和角色不是问题。在调查中，有个判断是留守大学生“角色认同有困难”，即“相当一部分留守大学生还难以接受自己的留守儿童身份”“他们还存在着角色认同的困难，农村留守经历带给留守儿童的创伤和阴影并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功获取了大学受教育机会而自动消失或被抚平”。笔者就此产生强烈的疑问：为何一定要认同曾经留守儿童的身份和角色？为何不认同成了一个问题？有个常见的心理现象叫“心理暗示”，指人的心理会受他人或自己的观念、判断、态度等影响，甚至能让人按暗示的方向来实现自己，从而使自己某一方面的特质变得非常突出。据此，将留守经历引导为一种创伤和阴影是负面的心理暗示。首先，留守经历并不是农村青少年的全部经历，其成长过程中有多种可能，与父母的分离确实能给他们带来影响，但是不能暗示他们将曾经的留守作为一生的伤痛。其次，留守中与祖辈的隔代陪伴等是有温情的，如果一味进行负面暗示，忽视了隔代照料中“留守老人”的贡献，也会造成他们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视为创伤的转化，从而使留守的负面作用被放大为青少年成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认同本身不是关键，造成留守的原因才是。

　　对留守的过分强调放大了原生家庭对青少年成长的作用。近几年出现了一些表现原生家庭决定一个人成长的现象级电视剧，甚至将原生家庭作为其成长的“原罪”。这种文化生产迎合和助推了当代人对“拼爹时代”阶层固化的焦虑和恐慌，对留守经历的强调也是此类文化的表现。不可否认，阶层间自下而上的流动在当下变得艰难，但对留守的过分强调将这一困境的社会根源转移到个体家庭上，即留守青少年的父母身上，从而弱化了个体的能动性，强化了父母的愧疚感和青少年被亏欠的心理，加深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因而无法在情绪发泄和代际矛盾中对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即资源分配不公进行更深入地反思和批判。

　　留守问题值得关注，但是对留守的关注不能简单地为有留守经历的人贴标签、强化留守在他们心理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对留守问题的反思要更深入地挖掘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不应加深留守少年儿童原生家庭的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