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农民的第一次松绑，废除农业税则是第二次松绑。破解“黄宗羲定律”最好的办法，就是来一个釜底抽薪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农村体制机制等历史原因，农村“三乱”问题凸显。为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中央决定将工作重心由治乱减负转向农村税费改革。

　　新的改革是形势所迫，也是形势使然；既是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央的果断决策。

　　1991年，国务院出台了《农民负担管理条例》。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拉响了中国税费制度改革的序曲。

　　1998年9月，由财政部、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组成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2000年3月，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率先在安徽全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1年江苏省开展试点，2002年进一步扩大到河北、内蒙古等20个省份，2003年在全国推开。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

　　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936元，增长6.8％，是1997年以后最高的一年；改革成果立现。

　　那些年，减免农业税费的提案和建议呼声渐高。据财政部有关领导介绍，2001-2005年财政部办理事关取消农业税、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的提案、议案总量达4500多件。五年时间内，财政部先后会同有关部门公布取消、免收或降低标准的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农收费项目150多项。

　　2006年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人均减负约140元。

　　具体落实到老百姓头上是什么状况？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老人又算了笔账：2000年他种一亩稻谷，收成好的话大约是1000斤，当时谷价3毛多，只能收入300多元，负担每亩将近400元，还有一亩地150元的成本。扣除劳动力，每亩地一年辛苦到头要赔200元，所以前几年他的田宁愿撂荒也不愿耕种。2005年一斤稻谷能卖7毛多钱，一亩地700多元，负担31元，粮食直补35元，扣除150元成本开支，一亩地纯收入500多元，大家又都争着种自己的田。从抛荒到争田，减负减到了农民心里。

　　今年6月，记者再访小岗村。当年按下红手印的“十八条好汉”之一严学昌谈起税费改革，认为是对农民的“又一次解放”。2005年安徽省率先在全省取消农业税，当年64岁的严学昌再次焕发斗志，老两口种了40亩地，累但是高兴。

　　怀远县农委副主任陆中侠说，各级地方干部也终于卸下了“催粮要款”的沉重包袱，“被解放”的感觉不亚于农民。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税制改革，虽然开始都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但持续时间都不长。而且每次变革，都为后来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反而催生出一波又一波收费的高潮，使农民负担更加沉重。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认真反思了中国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赋税制度，指出“暴税”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主张“重定天下之赋”，而定赋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

　　当代学者秦晖将历史上农民负担循环往复、不断加重的情况概括为“黄宗羲定律”。怎样才能跳出这一怪圈？新时代的决策者们，比“以下下为则”更进一步，彻底取消农业税，来一个釜底抽薪。这样做，不仅切断了搭车收费者的后路，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重中之重”指导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持续帮助农民增收减负。“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等建立起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

　　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对规范政府行为、密切干群关系、有效化解农村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一些纯农业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税收几乎是这些地方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财源。取消农业税后，地方财政必然出现困难，村级债务也会相应增加，这些因素势必影响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

　　2000-2006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2634亿元，各地也相应增加了投入。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共同为改革必须支付的成本“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