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省海安县胡集村54岁的老支书胡仁福有点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一小片黄豆地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老支书到现场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
“这种小矛盾,以往干部一句话就解决了,现在居然要费很大劲。”老胡边说边摇头,情绪一时难以平复。
老胡的牢骚,不是个例,许多地方的村干部都有同感。山东省章丘市旭升村支部书记术沛河坦言,现在农民进步了,权利观念增强了,经济上也更加独立了,这本是好事,可村干部工作的难度因此加大了。平阴县东阿镇乔楼村的村支书高德溪说:“现在的农村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事情办不好村民会有意见,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它所带来的,不仅有广大农民负担的减轻,还有农村社会生态的悄然变化,广大农村土地上的一个重要群体——村干部的权威,也伴随着“催粮要款”时代的远去而面临挑战。
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村,清瘦的村委会主任王叶刚向我们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2010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谁都不愿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办成。”
行走各地,与众多基层村官深刻交流,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国乡村如今所发生的变化,可谓是前所未有——乡村不再是宗族式的乡村,也不再是集体农庄式的乡村,也许,一个“散”字,可以形容现今乡村社会生态的巨大变迁。
村庄散了。很多地方尤其是东部地区,乡村合并造就了不少动辄数千人的超级大村。村子大了,村民不知道村干部是谁,村干部也不知道村民在哪里。
人散了。产业分工使得农村不再只有纯农民,还有工人、农民工、小商贩、企业家等等,他们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乡间流行的语录是“有田有钱不靠你,不偷不抢不怕你,外出挣钱不理你,出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好闹死你”。
经济纽带散了。以往,“催粮要款”是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也是一种权力,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由“收钱”转为“发钱”,尤其是粮食直补等惠农资金如今都通过一卡通、一折通等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农村干部与村民的经济纽带就更少了。
江苏太仓一位退休村主任感叹,税费改革是天大的好事,但现在农村工作缺少抓手,政府与群众、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相对比较游离。情况变了,村干部应有个清醒的认识,调整工作方式方法,迎“难”而上。
(晏国政 王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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