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辑部

    人们常说，一个民族的崛起，不能只有经济的单边突进；一个国家的繁荣，不能没有文化的兴旺发达。文化是发展的成果，更是发展的精神之源。当今世界，国家间比拼的是综合国力，而所有博弈最终都要归结为软实力的竞争。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至柔至刚力量。

    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强盛，人民要幸福，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今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人民共同心愿，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在牢牢把握21世纪头20年重大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和攻坚阶段，中央全会作出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决策，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不仅体现了中央对文化改革发展的高度重视和运筹帷幄，而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机遇的深谋远虑和战略清醒。这一决定，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社会主义农村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农村文化，不仅是亿万农民群众的愿望和期盼，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有之义，也不仅是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举措，而且还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高度和新疆界的基础工程。全会对农村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对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进行专门部署，对文化服务“三农”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出台了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的一系列具体措施。这必将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建设也必将迎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

    农村文化是先进文化建设的优质优势资源

    文化是民族历史和民族智慧的生动记忆，是民族绵延的精神血脉。从结绳记事到仓颉造字，从活字印刷到《四库全书》，从“独尊儒术”到西学东渐，中华文化曾经创造了民族历史的巨大辉煌，也曾经与民族一起经受了巨大的苦难。在近代中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国的命运才摆脱了历史的恶性循环；在当代中国，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下，中国的发展才开创了新局。完全可以说，文化决定着民族发展的本质和方向。

    毋庸置疑，中国农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业厚积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农耕文化的遗传因子，中国农村蕴藏了丰富多彩民间文化的原创活力，中国农民传承了传统道德伦理的精髓和密码。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在华夏大地开荒垦壤，繁衍生息，他们在农业耕作中创造了农谚、民谣、工艺和药学，在庆祝丰收和表达情感中形成了民歌、民乐和民舞，在口耳相传中传承了故事、谜语和史诗，在乡村生活中构建了乡规、族谱和礼俗。纷繁多样、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形式，不仅增加了生活的异彩纷呈和幸福指数，也为后代留下了无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几千年来，涌现了千千万万的民间歌者、艺人和工匠，衍生了许许多多“摇木铎下乡”采集民歌的文化官员，出现了一大批亲近泥土的文人艺术家。他们都是中华文化宝库最基础的建设者和最重要的贡献者。

    农耕文化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又引领农耕文化不断发展。从先民的击壤之歌到《诗经》的《国风》，从荆楚俚曲到屈原的《离骚》，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从“四大徽班”到梅兰芳，从《茉莉花》民歌到《云南映象》，这些都表明，农村文化不仅是皇皇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更是中华文化源头最清澈的一泓甘泉；从都江堰、郑国渠到万里长城和紫禁城，从兵马俑、莫高窟到徽派民居和福建土楼，从大运河、赵州桥到三峡大坝和鸟巢，无不都凝聚了民间的智慧，浸透了农民的汗水，折射的总是那“浓得化不开”的农业情结，显示的也总是清楚明晰的农村元素；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从井冈山农村根据地到小岗村的“大包干”，从历朝历代或感动一时或流传千古的民间圣贤，到新时期或默默奉献或勇于担当的农民英雄，历史天空中闪烁的众多星辰，都在叙说着农民和农村对文化中国的最伟大奉献。事实表明，中国农业是中华文化最温暖的母腹和当之无愧的源头，中国农村是传统道德情操最集中的“地理原产地”，中国农民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最坚定的传承和守望者。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的根脉在农业、在农村、在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