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肖力伟宋逊风

    李登海，山东莱州市人，第八届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农委委员，中共十四大、十七大代表。现任山东登海种业董事长、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主任，被誉为“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自1972年高产攻关以来，李登海创新育种获得38项植物新品种权和11项专利，主持选育的紧凑型玉米杂交种有50个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

    李登海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41项，获得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奖13项，2005年被亚太种苗协会授予中国玉米产业重大贡献奖，2009年被评为全国“双百”英模。

    在中国种业界，李登海的名头很响，甚至有“南袁(袁隆平)北李”之称。想听听这位从农村青年成长为农业科学家继而是上市种业公司董事长对贯彻落实《意见》的宏论，记者专程到美丽如画的莱州湾，在他的玉米研究所采访了他。他深有感触地说，贯彻《意见》精神，关键是要付诸行动。

    一个难字，道出种业人的几多艰辛

    记者：在中国种业界，您是第一个发现了平展型玉米的产量极限，第一个选育出亩产超1500斤的紧凑型杂交玉米新品种“掖单2号”，第一个选育出亩产超2000斤的紧凑、大穗型高产新品种“掖单13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个选育出亩产超1100~1400公斤的超级玉米新品种。39年的沟沟坎坎，您最深的感悟是什么？

    李登海：我感觉在中国做种业太难！从科研育种方面看，有四难：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过低，新品种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我们在创新，人家接过去改良，我们花多年精力财力搞出来的东西，人家不费吹灰之力稍加改动就成了他自己的“新品种”。其次是高产性品种进入市场难，缺少超高产的品种审定入选的渠道；高产水稻可以审定为“超级水稻”，超高产玉米也应审定为“超级玉米”。第三是科研单位研发目标至少不完全是从市场竞争力方面去考虑，难有突破性好品种。第四是科研投入成本日益加大，维持较高的创新团队难度加大。在生产基地的建设方面也有四难：基地种植安排难，落实更难；千家万户分散种植管理难；隔离生产难和种子收购控制难。在种子加工方面有四难：资金难，一个7万亩的种植基地需投入2.5亿购买烘干设备；进设备难，一些先进的部件需要进口，像风机、温控、脱粒等设备；办手续难；加工厂做大后社会风险大，多方伸手索要赞助，致使种业健康持续发展难。在销售方面还有两难：市场竞争环境公平难和推广销售难，广告满天飞，社会上品种多杂乱，则让人难辨好坏，好品种推广难。

    记者：您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难，但这么多年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坚守着，而且把企业越做越大，成为行业的领跑者，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您？

    李登海：性格决定命运吧！我喜欢去挑战一些事情，并在其中享受快乐。育种难，但看到自己选育的品种大面积得到推广，成千上万农户因此喜获丰收，心里甜甜的！我是育种人出身，从20岁刚出头迈进这一行，几十年从没有停止过科研脚步，更没有想到过放弃和离开。因为我心中清楚，自主研发对一个种业企业的重要性，科技创新是种企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么多年来，我们公司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加大，去年投入1800万元，今年会更多。我们研发高产玉米新品种因产量高得到农户的普遍认同，在黄淮地区加速推广，并已成为山东高产创建主选品种，展示着很好的发展前景。看到这些，我们面对那些个“难”字就有了去战胜的动力和决心了。

    提升自己，热情拥抱种业发展的春天

    记者：与杜邦先锋合作，开启登海种业乃至中国种业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在获得共同发展的同时，登海种业还收获了其他什么？

    李登海：杜邦先锋的确是一家全心全意想搞好种业的企业。他们创立的一心一意为客户服务的理念、严谨的科学管理、良好的运行机制，使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种业企业应该学习和努力的方向。他们在研发上舍得投入，团队作战的优势明显；种子生产、加工质量牢牢把关；推广服务独到细致让人折服。我们之间的合作接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经历了7年谈判，当时我们登海的玉米品种在全国推广占到1/3左右的份额，面对众多的外资投资者，我们之所以最终选择杜邦先锋，是因为当时在全美，先锋是玉米最强的。先锋公司的玉米品种面积也占美国的1/3。我们可谓是强强联合。事实证明了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10多年来，合资公司为国家增产粮食90亿斤，农民增收了，科技也得到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