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已进入了高成本阶段。我国农业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现代投入品大量使用，农业雇工和土地流转增加，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50％并继续快速提高。在全社会人工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下，农资、农机、用工、土地等费用呈上涨态势。农业生产无可避免地进入高成本时代。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农业现代化建设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农业产业化水平还不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在诸多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10~15年。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农民都有成熟的合作组织，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还很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程度一般都在90%以上，而我们只有30%。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体上看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产业化的各链条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是残缺不全的现代化，就不能确保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供给的可持续发展，是潜藏着巨大风险的现代化、不可持续的现代化。可以说，实现“三化同步”发展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发展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镇化，未来20年将有3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镇。即使如此，仍然有四五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必须推进与工业化程度相适应的城镇化，在积极稳妥转移农村富余人口到城镇落户的同时，逐步建立起农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目前，“农民工”是数量约2.42亿超巨大人群的社会身份。这个概念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存在的大量富余劳动力逐渐浮出水面，需要转移就业。从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到逐步大规模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两亿多农民工靠辛勤而艰苦地工作在力图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的同时，也推进了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促使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考察农村劳动力队伍的内部结构，不难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进入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阶段。经过多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目前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的局面虽未根本改变，但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素质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老龄、女性、低文化程度劳动力占比较大。外出务工农民中愿意回到农村的越来越少，乡村就业人员中完全务农的越来越少，务农劳动力中种粮的越来越少，农业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忙季节性短缺、区域性短缺问题开始显现。

    外出者恰好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他们相对文化程度高，市场意识强，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最急需的劳动力，而非过剩、“多余”的部分。素质较高、竞争力较强的劳动力离开农村就业队伍，导致农业在效率和效益低下的情况下劳动力素质的严重下降。导致一些地方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日趋明显，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逐渐突出。这些问题凸显了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工农城乡关系目前已经进入了互动增强阶段。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大，工农城乡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更加广泛、相互作用更加直接。农业形势好坏、农村发展快慢对工业和城市的支撑或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工业反哺、城市支持对“三农”的拉动作用日益彰显。但一些城市，只想要农村的地，并不想要农村的人，使得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一些地方，以建设新农村为名，搞大拆大建，让农民离开村庄，搬上楼房，集中居住，却不问群众愿不愿意、生产生活方便不方便。

    “十二五”时期，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面临加速外流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好，农业就面临削弱和萎缩的风险，农村就面临凋敝和被忽视的风险，城乡失调、工农失衡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现代农业就会更加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