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郝晋珉

　　以为只要把城乡户籍制度统一，就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差别就能消失，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对农民来说，除了城镇户口还要能解决吃饭问题，这就是最实质的问题。打破传统的制度壁垒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条件。发展产业，提供就业岗位是最关键的手段。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与环境委员会委员沈瑾

　　地方政府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以及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能通过出售经过增减挂钩的交换而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获得巨额利益。不顾实际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本质上是以牺牲农村未来的发展空间换来当前城镇的发展，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钱文荣

　　市管县体制推动了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远未实现“以城带乡”的预期目标。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市管县体制难以实现城市支持农村、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应加快省管县改革，实现“以城带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区域研究所所长夏锋

　　农民工问题出现三十多年以来，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崛起，随着公平的理念与诉求更加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对待农民工的态度以及制度安排，都必须相应发生改变。请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一种人。

　　随着大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他们理念的变化在巨大地冲击着旧有的农民工管理方式和待遇机制，他们不能容忍低工资，不能容忍劳动条件差，不能容忍没日没夜地加班，而这些事情都是对农民工利益的侵害。如果城市、企业的发展不能满足他们的合理诉求，那他们就用脚投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

　　城市吸纳了那么多的劳动力，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排除在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说你在这里干活工作行，但是你的孩子不能进来读书。这是一个基本权利的问题。可以把经济福利往后推，但是孩子上学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教师许志永

　　从根本上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就是其本身再次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要适应和生产新价值与行为，重新接受城市规则和文化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至关重要。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常德传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事业关乎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在“三农”领域内部，也有很多重要事件值得我们深切关注。在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希望以下的思考和建议能留待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努力解决。

　　民生性政策是“授之以鱼”，不是“授之以渔”。“授之以鱼”能够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还能够获得民心。但民生性政策毕竟不能培育农民的增收能力，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也不能增强农村的发展后劲。因此，这就要求处理好民生政策与发展政策的组合、配套问题，既要有民生性政策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赢得民心，更要考虑农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邓大才

　　适应发展型新阶段的客观趋势，需要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在这个转型中，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最为关键的改革之一。从这个角度说，它决定了发展方式转型的实际进程。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我们在发展油料作物中主抓大豆，是因为现在大豆产业遭遇了危机，但是从近些年的发展结果来看，面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仅在国内作文章，我们挡不住的，因为比较优势不在我们这里。近期内，我国油料和食用油安全应该重点依靠油菜和花生，以油菜和花生为突破口，确保我国油料和食用油安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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