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走过2010......
编者按：观点版自开办以来，已经出版了四个年头，作为观点版的主打栏目——《对话》也出版了近百期，邀请到100多位嘉宾，与我们一同畅论“家事、国事、天下事”。值此岁末之际，我们再次把今年对话的部分嘉宾请出小聚一番，分享他们曾经在此留下的精辟话语。
对于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而言，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今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第七年增产，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这为我国管理好通胀预期、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提供了基础支撑。但是，面对气候、环境、耕地等种种资源条件的约束，我国未来的粮食生产仍旧面临不小的挑战。
今年夏粮取得好收成，科技功不可没，这充分体现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科技进步之路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稳定发展能力的必然选择。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肖世和
近5年来，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达1000亿斤左右，为粮食总产的10%。本所的研究表明，如果不采取气候变化适应对策，到2030年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可能下降5%~10%；到21世纪后半叶，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作物的产量整体上可能下降13%-24%。
——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梅旭荣
中国的农业发展经验集中地体现了国家、市场和农户三方的有效互动。在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引导和支持下，中国的小农能够有效地进入市场获得可负担的生产资料和其他投入，为中国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为最显著特征的农业发展成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
维持耕地总量平衡只有统计意义，耕地隐性流失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在经济快速发展下，我们失去的更多是一亩地养三个人的高等田。如果只重视耕地红线的数量，而不考虑耕地红线圈定的质量和生产能力，会给国家粮食安全埋下重大的隐患。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郧文聚
近年来，干旱、暴雨、低温冰雪等极端气候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损失。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导致极端气候频发的原因是什么？有多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应对这种气候变化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许多事实表明，中国因为国土大、生态类型多，农业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总的来看，在未来30-50年，气候变暖将导致我国农业生产面临3个突出问题：粮食产量波动增大、农业布局和结构将发生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将增加。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林而达
这次的旱灾如此严重，虽然主要还是气象因素作用，但是人类活动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原因。由于西南地区正常年份出现干旱的几率较低，人们的节水意识不强、抗旱应急机制不够健全。导致遇到突发性的极端干旱时，应急预案不完备，相应的抗旱应急技术措施与装备准备不足，显现出抵御旱灾能力弱、效果不理想的局面。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杨培岭
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掌握现有粮食作物对气候变化的承受能力，如气候、温度如果上升，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粮食作物会怎么样？灌溉条件，适宜耕作地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等等都需要研究。如果无法适应这种气候变化，将来到底有哪些新品种、新作物能够适应？这需要加强基因培育和产品研发。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宗煌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各地都在逐步摸索、实践，但这其中，“三农”事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困惑。户籍制度如何改革？宅基地换楼房是否应当？农民进城后土地如何处置？这些问题，不只关乎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更与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密切相关。
一直以来我们都说，因为城市发展需要建设用地，但又没有用地指标，所以要把农村居民点整理出来，为城市建设制造用地指标。这种提法的实质是将城市建设与农村发展对立起来考虑了，没有将土地整理中的农村或农民应该得到哪些益处表述出来。我们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重新审视，在统筹城乡一体化的视角上，综合考虑。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郝晋珉
以为只要把城乡户籍制度统一，就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差别就能消失，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对农民来说，除了城镇户口还要能解决吃饭问题，这就是最实质的问题。打破传统的制度壁垒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条件。发展产业，提供就业岗位是最关键的手段。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与环境委员会委员沈瑾
地方政府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以及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能通过出售经过增减挂钩的交换而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获得巨额利益。不顾实际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本质上是以牺牲农村未来的发展空间换来当前城镇的发展，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钱文荣
市管县体制推动了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远未实现“以城带乡”的预期目标。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市管县体制难以实现城市支持农村、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应加快省管县改革，实现“以城带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区域研究所所长夏锋
农民工问题出现三十多年以来，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崛起，随着公平的理念与诉求更加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对待农民工的态度以及制度安排，都必须相应发生改变。请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一种人。
随着大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他们理念的变化在巨大地冲击着旧有的农民工管理方式和待遇机制，他们不能容忍低工资，不能容忍劳动条件差，不能容忍没日没夜地加班，而这些事情都是对农民工利益的侵害。如果城市、企业的发展不能满足他们的合理诉求，那他们就用脚投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
城市吸纳了那么多的劳动力，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排除在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说你在这里干活工作行，但是你的孩子不能进来读书。这是一个基本权利的问题。可以把经济福利往后推，但是孩子上学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教师许志永
从根本上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就是其本身再次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要适应和生产新价值与行为，重新接受城市规则和文化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至关重要。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常德传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事业关乎国家改革发展的大局。在“三农”领域内部，也有很多重要事件值得我们深切关注。在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希望以下的思考和建议能留待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努力解决。
民生性政策是“授之以鱼”，不是“授之以渔”。“授之以鱼”能够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还能够获得民心。但民生性政策毕竟不能培育农民的增收能力，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也不能增强农村的发展后劲。因此，这就要求处理好民生政策与发展政策的组合、配套问题，既要有民生性政策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赢得民心，更要考虑农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邓大才
适应发展型新阶段的客观趋势，需要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在这个转型中，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最为关键的改革之一。从这个角度说，它决定了发展方式转型的实际进程。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我们在发展油料作物中主抓大豆，是因为现在大豆产业遭遇了危机，但是从近些年的发展结果来看，面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仅在国内作文章，我们挡不住的，因为比较优势不在我们这里。近期内，我国油料和食用油安全应该重点依靠油菜和花生，以油菜和花生为突破口，确保我国油料和食用油安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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