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有序流动是统筹防控和生产关键环节 吕德文

　　2月16日至19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项涉及14省98县104个“零疫情村”劳动力流动情况的调查（不包括湖北省）。调查显示，复工复产存在重重障碍，其中最突出的是，中西部农民工被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封冻”，导致部分企业因无工可用而无法复产。这段时间以来，中央和各省市都陆续出台了强有力的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一些直接阻碍农民工流动的防控措施，如封村堵路、强制隔离14天、企业复工申请手续繁琐等正在调整。在我们看来，政策效应逐渐显现，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环节还未打通，其中的关键是，农民工有序流动的态势还未形成。

　　客观而言，企业的复产动力要比农民工复工的动力强。受资金周转压力和资产损耗的影响，以及一些进出口企业的违约风险，企业对复产有极强的动力。因此，只要是政策允许，大多数企业都在积极复产。比如，有些企业为了尽快复产，在政府的协助下开通了直通大巴，并为复工农民工提供了不少便利。

　　当前，国家政策在大力助推企业复产，也就鼓励支持农民工返岗就业推出措施。比如，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为积极扩大农民工就业，加大稳岗和就业补助，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新上一批带动就业能力强的项目，重大工程建设、以工代赈项目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相信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下，企业复产的动力还会进一步增强。然而，除了规模以上企业和重点行业企业，大多数企业并无条件为农民工返城提供良好条件，一些农民工也未形成强烈的动力。

　　从农民工流动意愿的主体视角分析，即便政策上消除了各种障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力总体上还不强。农民工家庭一般都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庭，对经济社会风险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以这次疫情为例，它刚好发生在春节返乡期间，对农民工而言，过去的一段防控期本身就属于休整期。哪怕是延误一个月务工，农民工虽然因此亏损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生活成本其实是相对下降的。

　　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风险和不方便因素仍然存在，很大一部分农民工还是愿意延迟外出务工。比如，不少地方虽然调低了应急响应等级，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对疫情防控宣传并未放松，也还在不断强调外出的感染风险。同时，城市复工还有各种不确定性，如临时务工人员，可能面临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在城市租房居住的务工人员，可能面临租不到房子的困境。

　　凡此种种，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在这个意义上，促进农民工有序流动的关键在于为其消除疑虑，增加信心。

　　各个城市需要进一步调整政策，为农民工复工创造条件。事实上，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要求并不高，在城市要有地方住，有工作做，那就够了。但是很多城市，恰恰是这两个方面做得不到位。比方说，不少省份都出台了政策，返岗员工无需提供健康证明，除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务工人员外，在进行健康监测后一律取消隔离要求。但是，几乎所有城市都还在强化疫情防控的属地责任。并且，疫情越是平静，责任机制越是在强化。比如，很多城市规定，只要小区里再新增一例感染者，社区书记就地免职。结果是很多城市社区为了减少风险，就算提供了健康证明也进不去，与此同时，农民工尤其是散工提供健康证明难度较大。此事虽小，却给农民工传递了暂时还不适合复工的信息。

　　要进一步营造复工复产的社会氛围，让城市接纳农民工。当前，一些城市仍未对疫情脱敏，未能树立科学防疫思维。客观上，很多城市形成了一定的排斥外来人口的社会氛围。比如，很多过年未回乡一直滞留在务工地的湖北籍农民工，春节后不仅无法复工，且没有住处。还有一些企业的土政策规定，不仅是湖北籍农民工，哪怕是经过湖北的农民工，也暂时不接纳复工。在这个意义上，促进农民工有序流动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应该正确审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