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基层组织不强——贫困地区基层党建和村民自治不理想成为衔接乡村组织振兴的薄弱环节。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存在政治功能虚化、干部队伍弱化、党员队伍老化等“三化倾向”。二是村民自治实践存在村民自治能力不足、村规民约作用不彰、民间组织培育不够等“三个短板”。三是农村法治建设面临村民法治意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农村法治力量等“三个欠缺”。

　　（九）资源要素不活——乡村资源要素不活已成为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瓶颈。从调查情况来看，开州在资源利用上存在大量耕地撂荒、大量农房闲置、大量林地微利流转问题，山水林田湖等自然资源条件较好却很难增值。

　　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关键要找准二者的契合点，编好麻花辫、打好组合拳、画好同心圆，在观念、规划、政策、体制机制上做好衔接，在“五个振兴”方面高度统筹，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协同推进。

　　（一）把握总体路径

　　厘清“一个”思路。将“2020年前解决绝对贫困、2020年后解决相对贫困”这条主线贯穿始终，以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为引领，以发展农村产业经济、旅游经济、道口经济、劳务经济、服务经济、商业经济、夜色经济为着力点，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关键，走绿色发展、特色发展、融合发展、均衡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明确“两个”时序。2020年前，以脱贫攻坚为引领，着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奠定乡村振兴基础。2020年后，以乡村振兴为统揽，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巩固提升脱贫成效可持续性。

　　把握“三项”原则。坚持精准扶贫思想。脱贫攻坚的成效证明了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性，在衔接过程中，要将“精准”原则贯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始终。坚持分阶段有序推进。坚持分区域分重点逐步推进。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针对区域、乡村发展基础和阶段的差异性，先行先试，逐步完成衔接。

　　（二）强化“四个”衔接

　　强化观念衔接。一是推动脱贫攻坚“精准”理念向乡村振兴“精准”路径转变。二是推动“自主脱贫”观念向“主动参与”思想转型。

　　强化规划衔接。为确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规划有机衔接，着力推动乡村振兴地方规划与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叠加，推动行业规划与“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对接，推动乡村“三生”规划和村庄规划与扶贫规划衔接。

　　强化机制衔接。一是抓好体制衔接。2020年后，将脱贫攻坚“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产业扶贫指导员、帮扶干部等工作力量优化配置，整合过渡到乡村振兴上来，成立乡村振兴暨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分设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合理分工，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二是抓好机制衔接。将推动脱贫攻坚摘帽一整套有效的社会动员、考核评价、巡查督查、动态监测、项目统筹、资金整合等机制与乡村振兴配合使用。在项目统筹上，将脱贫攻坚所需要升级的各类项目，纳入乡村振兴项目库统筹实施，同时根据乡村振兴的项目资金标准和要求充实到脱贫攻坚项目之中；在资金整合上，整合归并各类涉农资金，设立乡村振兴专门的“资金池”，多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统筹用于乡村振兴和精准脱贫攻坚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利益联结上，丰富和完善返租倒包、产业托管、集体经营、股份合作等机制，进一步探索、深化“龙头企业+产业基地+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模式，让小农户合理分享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实现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推广临江福德村农村“三变”改革“四统四分五联”经验，达到小农户、经营主体、集体经济组织三方共赢。

　　强化政策衔接。一是推动脱贫攻坚“针对性政策”向乡村振兴“整体性政策”转化。脱贫摘帽后乡村内部发展的差异性仍将存在，将原出台的针对性政策与民生性政策融合，既要持续关注对特殊群体的兜底保障，也要高度重视推动乡村的整体发展。二是推动脱贫攻坚“特惠政策”向乡村振兴“普惠政策”转化。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迈进过程中，应注重面上统筹，将单纯针对贫困户的医疗、教育、小额信贷、到户产业等扶持政策向乡村低收入群体覆盖，将低保、特困人员救助等政策并入乡村振兴政策的民生领域，形成乡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政策；将C、D级危旧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等政策并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协同推进乡村住房条件改善与人居环境提升；弱化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加大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的投入，将公共服务领域对贫困户的特殊扶持政策，拓展为乡村居民能够同等享受的普惠性政策，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三是推动脱贫攻坚“福利性政策”向乡村振兴“效率性政策”转化。适度调整现阶段部分扶贫政策内容，根据农村地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将部分扶贫政策整合优化为乡村发展支持政策，在满足贫困户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整合部分到村到户扶贫资源，用于发展乡村产业。通过政策调整和完善，将在脱贫攻坚中增强贫困户发展能力的政策举措，转变为带动小农户参与乡村振兴并分享政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