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为破解“谁来种地”难题、保障粮食生产稳定，积极引导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发展粮食规模经营。但近日一些地方却不断曝出种粮大户亏损乃至“毁约弃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何看待种粮大户“毁约弃耕”?农业规模经营之路怎么走?政府应该如何引导?

　　种粮大户面临多重压力

　　“这两年，我因粮价过低赔了1600万元，去年就干不下去了。”新年刚过，流转8000多亩土地种粮的鲁北人老闫就“撂挑子”不干了。山东菏泽、济宁等地不少种粮大户也反映，这两年玉米价格下跌幅度太大了，每公斤比2014年便宜七八毛钱，按亩产600公斤计算，每亩少收入四五百元。

　　“国际粮食进口多，而且质优价廉，受国际粮价的冲击，国内粮价这两年下降，而且去年自然灾害频繁，”流转了16000亩土地、有着“河南粮王”之称的息县农民柳学友表示，他认识的70%的种粮大户去年都效益不好，不少种粮大户选择另谋生路。

　　不仅是玉米小麦产区，南方水稻产区一些大户也面临粮价下降之忧。江西丰城市小港镇种粮能手张俊杰经营1900多亩水田，去年纯收入下降了近三成，少了15万元左右。

　　与粮食价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种粮成本特别是土地流转价格居高不下。近年来，随着“三农”环境不断向好，社会资本加速涌入农村“包地”，推高了土地租金，一些种粮大户坦言“如果给不起价格，根本包不到地”。

　　湖北随县农民钱胜，2014年返乡创办祥瑞农业种植合作社，共流转土地3800亩，没想到去年亏损160多万元，让他打起了退堂鼓：“2016年水稻和小麦每亩投入成本2153元，收入1727元，亩平净亏426元。租金是最大的成本，每年每亩租金为625斤稻谷，折算现金为800元，每年仅此一项支出304万元。”

　　一些种粮大户还反映，当前规模化种粮还存在贷款难、保险赔付标准低、社会化服务不配套、经营权不稳定等难题。

　　规模经营的关键在于适度

　　专家分析，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农产品价格“天花板”与成本“地板”的双重挤压，种田大户效益下降甚至亏损，与农业发展的客观形势密不可分，但也有摊子铺得过大、经营管理能力跟不上等主观原因，反映出一些新型经营主体对农业规模经营存在盲目冒进的问题。

　　规模经营产生规模效益，扩大经营规模是实现农业增效的重要途径。但专家指出，规模经营要“适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湖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邹进泰表示，中央一号文件讲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符合中国国情。种植大宗农作物，利润不高，经营规模超过一定限度反而会带来效益下降。他走访过一些种粮大户，了解到，在当前情况下，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种田规模三四百亩为最佳。这种规模能做到精耕细作，提高产量。种田有些环节必须靠人力来完成，如果种田规模太大，就得请工。现在农村人力成本高，且农业生产劳动效果难以检测，如果靠请工种田，成本增高而产量有可能下降。

　　山东章丘市绣惠镇太平村种粮大户张保华对此深有体会。他2000年开始流转土地，面积逐年扩大，2013年达到670亩，不过2015年他主动将经营面积缩减到182亩。“以前地没那么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就能看过来，管理很及时，后来到了670亩，根本顾不过来，需要雇佣很多劳动力，如果没有补贴，赚不了多少钱。”张保华说，“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到了一定规模，产量就达到了‘极限度’。种的土地是少了，但单产提高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

　　从数百亩到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对经营者能力、资金、装备水平提出完全不同的高要求，跟不上变化，亏损不可避免。“一个或几个家庭合作，就可以种几百亩。而经营几千亩，意味着经营者需要实现从‘个体户’到‘公司管理者’身份的转换。 ”安徽省农委种植业局副局长黄秋云认为，并不是每个种粮大户都能够顺利转型。

　　引导规模经营健康发展需综合施策

　　无论如何，种植大户“毁约弃耕”，受损失的不仅是自身，还影响农民收益、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流转管理和服务。对欲流转土地进行粮食规模经营的主体，要考察其经营能力、经济实力和信用水平，防止其经营规模与实力能力不匹配，给农业生产和农民利益带来风险;对流转价格加强指导，防止土地流转价格与市场粮食价格脱节;对流转纠纷加强调处，维护好农民权益和农村稳定。此外，还要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防止因经营严重亏损给承包农户带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