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出现的现实状况是，只要父母还有能力，一定程度上啃老现象就持续，人们也接受这种状况。父母帮助子女耕作土地，如果共同居住，父母负担日常生活的开销，父母帮助看管第三代，第三代的许多日常开销就由父母负担，甚至帮助负担学费等等。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父代就需要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很节俭，而年轻一代却保持着更好的生活水平，住房条件更好，日常消费也更高。就调查的几个村落来说，这是常见的现象，即使代际共同居住，父母一般也不能住在向阳的正房。老人们也认同这种状况，他们用年轻人“都一个样”来作出解释。这种状况或可以持续，对老年人也是正面的评价和认同，认为还能为子女提供什么，如果不能，也是对老年人自身能力的负面的评价。如在调查的T 村，男户主66 岁，因为有手艺，身体也好，土地都交给儿子耕作（集中起来采用机械耕作），自己经常接一些活计，每个月在日常生活开销之外还有结余，每年年底都有存款。但是当女儿建议父亲将院子和房间重新装修整理，可以住得更为舒适，甚至由女儿来承担这些费用时，他不愿意这样做，认为这样做村里人会“有看法”，他挣钱将钱花在自己身上，这似乎是不应该的。这项意见提出了两三年后，最后在儿子的主张下，才在2013 年终于执行。实际上早在几年前，他的儿子就翻新了房子，住房的条件非常好。类似这样的现象很多。

　　这样的责任伦理，还是一种由上向下的责任伦理。为什么在父代逐渐失去劳动力、收入更低的情况下，建构了这样的责任伦理？仅仅用传统的孝道的衰落不足以作出解释，需要从代偿的社会地位来作出一定的分析。在调查的几个村庄中，谁是有能力的人，村庄里会有比较一致的评价。现在没有一个家庭是因为很好地耕种土地、饲养家畜而户主被认为是有能力的人，土地的收入不能很好维持家庭生活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农业劳动只是家庭收入的补充，家庭的主要收入还得依靠农业之外的收入。父代和子代一般都分家，不再是在一个家庭。这样就将区分代际家庭的基本状况，也区分家庭收入状况的好坏。以老年夫妇为主的家庭，老人或者自己耕作土地，或者已经将土地转移给子女耕作，从土地获得的收入都相对有限，那么家庭在村庄的社会地位主要是通过正当年的子代的地位来确定。父代如果还工作，就基本在农业耕作领域。在生活领域中，如村庄的婚丧嫁娶的随礼，父代也几乎不再参与（除非是自己同代人举办的），而在子代之间进行。正当年的子代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力量，父代的家庭地位需要通过子代的地位来延续。子代地位得以维系，就意味着父代地位的延续能够得到肯定的认同。人们评论的是谁的孩子如何有本事，这样父代就更有面子，更被人看得起。“别看人穿得破，你知道人家的儿子是干什么的吗？一年挣多少吗？”“孩子们好就好。”这是村庄的地位评价方式。通过这种村庄的地位评价方式，父代获得了代偿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的肯定的评价。

　　在这样的责任伦理和社会地位评价中，村庄中的老年人实际的生活状况堪忧。农村老年人没有退休一说，只要还能劳动，就会继续劳动。从2009 年以来到现在，情况基本没有变化。而不能再劳动的老年人，基本的生活就是一日三餐（或两餐）、晒太阳、聊天、简单的娱乐（如打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离死不远了”。调查村落T村，2009年调查时还没有争取到养老金，土地征用后没有土地收入，很多老年人依赖土地的补偿金生活。老年人生活很节俭，甚至减少每日的用电量，身体状况许可的话就养鸡、养羊补贴家用。从2011年开始，T 村征地纠纷解决之后，为60岁以上老人每月提供500元“养老金”，足够日常开销。“人老了，也没什么花销，也就是一口吃的。”老年人在服装、礼节往来上的开销很少，主要就是日常的必需品开销，实现的是自我维持的简单生活，尽量减少给子女带来的负担。日常生活和生病时主要依靠配偶照料，其次是依靠没有外出打工的子女照料，但是要去医院看病，一般都是依赖子女的帮助。T 村是调查的七个村落中家庭养老状况比较好的村落，因为老年人都有了固定的收入。而在其他的村落，特别是空心化的几个村落，老年人自我维持的是一种相对贫困的生活。他们简单地耕种土地，部分人申请得到一定的贫困补助，维持物质上的简单生活。子女不在身边，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得不到子女的经常性的支持，子女只是在特定节日时偶尔回来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