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丽敏（河北省肥乡县民政局主任）：我们县是省级财政困难县，我们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走的是建农村互助幸福院的路子。这种互助幸福院，是县里一位村支书首创的。办院模式就是：集体建院，集中自助与互助。

　　村集体利用闲置土地或校舍、厂房、村“两委”办公室，改建、扩建幸福院，也可租赁打工农户的闲置院落，改造成集中居住的免费老人院，配齐家具、家电、厨具、暖气，接收年满60周岁、能够自理的单身老人，政府每年给予每人350元运行补贴，余下费用由村集体补足。老人跟村委会签协议后，只是免费入住，生活所需的衣食与医疗保障，仍由子女承担。幸福院院长一般由村支书担任，没有服务员，都是自助服务，年纪轻的照顾年纪大的，老人从自家带粮搭伙做饭。互助幸福院在我们县已经全覆盖。

　　凯风：全县村庄全覆盖？那确实很了不起。这种模式里，政府的补贴与支持很重要。遗憾之处就是具有前置条件，无法解决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农村养老问题，肯定要走互助道路。老人互助成为习惯后，农村的生产效率、生活质量，以及老人的精神健康都会提升，政府与社会的力量也才能做得更多。

　　刘筱红（华中师范大学农村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我其实想呼吁，农村养老事业不能性别化。政府也好，社会也好，不能把养老事业归结为女性化事业。农村的现实是留守主力系“386199”部队，农村女性和女村官在养老事业中发挥作用更大，是不得已的选择，需要呼吁和鼓励更多男性加入到养老事业中来。

　　另外，探索养老模式，要提倡尊重老人独立人格，尊重老人自主选择，我觉得几位女村官的探索，都提供一个共同经验，就是让老人参与并投入自身养老事业，成为养老事业的主体。

　　凯风：我非常认同刘老师的观点。养老事业应该是一项全员参与的美丽老年事业，不应该是充斥性别刻板定型偏见的事业。而且，刚才几位女村官谈到的经验里，从募集资金走向经济独立，从互助服务走向生活自理，其实都是老人脱离家庭依附发展健康人格的过程。

　　方为芳（北京市东城区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社长）：我跟各位的角度不同，我不是直接从事农村养老事业，我们是为进城务工的农家女提供就业与培训平台，帮助农家女参与到城市养老服务中来。

　　很多进城务工农家女，从来没有做过养老护理服务，更不了解专业养老护理。我们会提供岗前培训，在上岗过程中，我们每周末会进行岗中培训服务，包括指导交流、互助交流和恳谈会等，我们还追踪评估选出优秀服务员。通过参与这些培训活动，农家女慢慢熟练胜任养老服务工作，并找到自身价值感，积极融入城市。

　　凯风：农村女性对接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过程中，解决就业岗位，得到专业培训，产生职业认同，甚至拿到劳动部的资格证，成为专业养老护理员，这就造就出职业女性。不仅有助于全社会养老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帮助农民工转型成为新市民。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我们需要重构老龄时代城乡统筹养老的新文化。有的女村官已经谈到，老年人并非就丧失价值，就一定不能工作，老龄文化需要重新打造。

　　其次，我们需要因地制宜探索城乡养老的现代服务模式。刚才各位谈到好几种养老模式，其实别的地方也还有一些实践。比如说浙江省的温州农村，20多年前就有退下来的村干部互助建起老人公寓，完全是自主式的、互助式的，他们自己设计老人公寓图样，然后自己施工，老人入住后，还自发选出老人村村委会。

　　居家互利和居家服务呢，我专门去农村看过，完全是从需求出发。也就是有的农户家有残疾人或患病老人，需要留人照顾，但子女留守就不能外出务工，村干部发现这种需求后，就对接一些留守中年妇女一对一服务，双方自愿协商条件。

　　凯风：这个方法容易效仿，尽管比较初级，专业性还不够，但这种自发尝试能够基本满足村庄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杨团：而且是一种最低成本的居家服务，村干部只负责牵线搭桥。像这样的方式，各地村庄都可以学习。即使村集体经济薄弱，也能提供服务对接。当然，还是需要通过培训提升服务质量。还有一些城郊村采取的方式是：农村建养老院，吸纳城里老人，这就把城乡统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