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兵(化名)是山西省朔州市某乡镇小学的一名校长，前段时间他主动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原因是该校在校生几年来持续减少，2004年他上任时130多名学生，而现在仅有30余人，一个班级只剩下五、六名学生。“这个摊子实在是无法撑下去了，虽说国家‘两免一补’给每名学生补贴的费用不算少，但学生太少，算下来所补费用还不够每年学校的烧炭费用。”刘建兵无奈地告诉记者。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朔州市部分乡镇学校采访时发现，像刘建兵这样因学生锐减而郁闷苦恼的农村教师不在少数。

　　“人满为患”与“门可罗雀”——城乡学校两重天

　　9月的一天，中午11：30分左右，记者在朔州某县城小学门前看到家长迎接学生的一幕，自行车与人流交织在一起，黑压压的人群把大半条马路挤得水泄不通。一位家长向记者抱怨：“现在孩子们太多了，尤其是这两年从农村转学来的特别多，原本就紧张的教室变得更拥挤了，每个班都是八、九十名学生，学习环境可想而知。”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县大部分乡镇小学一派冷清的景象，许多学校在近几年内生源窘迫，学生每年都在以近20%的速度流失。大量初中更是因生源不足进行了合并，甚至停办，小学几乎都停留在几十名学生的水平上，有的村办学校甚至仅剩一、两名学生。“教育发展的现状已很难满足群众的需求，尤其是农村教育滞后，师资力量薄弱，致使大量农村学生向县城及城市流动。”山西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任月忠说。任处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农村学生的减少已成为教育界的一大问题，在全省甚至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极大关系，包括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人口出生率下降等，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所引发。”

　　按照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对中小学校班容量的有关规定，小学的班容量应控制在45—50人，中学为50—56人。但记者在朔州市的采访中发现，该市所辖区县的部分学校已远远超出这一控制指标，七、八十人的班容量已属正常。

　　谈到目前城乡就读学生的比例，朔州市某区教育局胡先生向记者介绍：“目前该区总计有四万余名学生，就拿小学来说，学生就有二万五千多名，其中区政府所在地的八所公办小学加两所民办小学就有近两万名学生就读，占全区小学生的比例达百分之八十。”而据任月忠处长介绍，城乡学生合理的比例应是农村占到2/3以上，县城为1/3甚至更少一些，但在朔州市部分区县城乡学生的比例已出现倒置现象。

　　胡先生还告诉记者：“目前全区班容量大已成不争事实，但这与退耕还林后大量农民进城及该区旧城改造有直接关系。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寄宿制小学的建设，并计划把新招聘的教师充实到基层，加强乡镇学校师资力量，并争取公共财政的倾斜来促使农村学生回流，缓解城乡生源矛盾。”但这些措施能否及时落实到位？落实到位后学生能否自然回流？如果农村生源问题进一步恶化，农村教育该如何办？这些问题成为与刘建兵一样的许多农村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的焦点。一位农村教师与记者开玩笑：“现在我们这一群体已成了等星期、等放假、等发工资的‘三等老师’。”

　　农村学生“移民”城市：农民负担加重  农村教育资源浪费

　　“国家虽然免除了娃娃们的学杂费、书本费，但我们并没有省了钱，到县城后开销大，租房就是很大一笔支出，吃的穿的也不能太委屈娃娃们。”朔州市一位来自农村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随着农村学生的大量涌入，朔州市各区、县城的房租也在成倍上涨，有的县城原来每月30元的平房，现在已涨至100元左右，许多学生家长不堪重负。

　　其实，农村学生移民县城，不仅需要支出昂贵的房租与生活等各项费用，还必须要有一名家庭主要成员陪读(以母亲陪读者居多)，这势必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换言之也是增加了农民负担。“国家每年把基础教育投资的70%投到了农村，力度很大，山西省‘十一五’期间要在‘两区’(太行山、晋西北)所涉的50多个县、600多个乡镇每年投入一个亿，确保每个乡镇兴建一所标准化的寄宿制小学，为得就是减轻农民负担。”任月忠处长介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