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城镇体系建设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平台

　　我国长期实施的区域发展政策对形成农民工市民化的空间基础影响颇大，由此也促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多种进路，包括中心城区－边缘地带、大城市－小城镇、居委会型社区－村委会型社区，以及省内－省际等。促进农民工的合理分流，实现城市融合的完美收篇，既要平衡区域发展，加快推进小城镇、城市边缘地带以及城郊村委社区的城市化进程，扩大其吸纳农民工的容量；同时更要加强大城市、中心城区、城市居委社区的包容性，从制度层面接纳农民工，并完善配套设施，促进农民工的深度转移。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民工流动迁移行为是在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发生的，并不纯然是一种趋利的选择。受生存压力的影响，农民工在进镇定居还是进城定居的抉择中，比较利益的驱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概括地说：（1）当进城的预期收益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进镇收益时，农民工会选择进城而不是进镇；（2）这种收益既包括经济收益，也包括非经济收益；（3）农民工在抉择中会考虑到所处外部环境和本人内在素质的共同作用。国内有调查表明，农民工的流动半径、流入城市对自身身份认同有着比较复杂的影响，比如，在流动半径上，跨省流动者的自身身份认同愿望高于省内跨市流动者、市内跨县流动者，但内心认同程度却又低于后两者；在流动地域上，流动迁移者自我身份认同呈东高西低的趋势，但流入地级市的认同愿望及内心认同程度却又最高。这是因为，农民工的流动迁移行为既是在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发生的，与此同时各个影响因素往往发生着双向作用，无论是比较利益的驱使，还是自身条件的权衡，甚至是社会关系网络、土地保障因素的影响等，其向度都是多元的。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不同农民工个体，倾向于选择不同的自我城市化模式，没有哪一级别的城镇始终是农村劳动力的首选。

　　因此，国家政策要能对农民工的流动迁移以及城市融入产生良性影响，在城市化道路的抉择上，应始终将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放在突出地位，注重加强城镇体系的吸纳能力，给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城镇的选择上增加更多一些选择。要吸引农民工多进入小城市、小城镇，首要的是解决农民工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较好的生活环境，应成为政府政策制定的关键点。如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加上“熟人社会”的作用，农民进入小城市、小城镇在数量上仍可继续增加。这样，尽管在城市化格局中，农民会主要选择进入获利更多的大中城市，但小城市、小城镇依然会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注重发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体性

　　农民工城市融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意义的历史过程。亦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回答这一过程的作用机制需要一种过程性思维，更需要一种主体性思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只是一个身体移动、身份变更、社会位置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主体认同重新形塑、展开多重自我版图的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农民工主体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文化更生的过程看，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在他们的社会行动与不断反思中实现的。当农民工从熟悉的乡村社会进入到城市这一新的环境和文化之后，面临的实际上是双重任务：一是对现代工业社会文化的适应；二是对流入地城市所独有的地域文化的适应。无可置疑的是，农民工所面临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之间的内在冲突、调适以及自我文化的重建，经历着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情感的依恋与理性的选择”之间的“心灵拷问”（张文宏语），特别需要农民工的主观性、能动性在其社会适应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发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社会可以袖手旁观，不论是农民工提高综合素质，还是保持心理健康，都需要社会施以技能培训、素质教育、社会沟通、人文关怀等支持性手段。

　　从社会参与的角度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其公民身份的现实拓展，更是获得社会的承认、通向体面工作和“有尊严的生活”的具体体现。要推进农民工的广泛社会参与，提高农民工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更要发挥社会政策的保障作用。这首先需要国家在政策体系方面的推进。这一政策体系应包括促进政策与支持政策两部分：前者的核心是使农民工与城市劳动者具有平等的竞争权利，由保障农民工自由迁徙的权利、福利待遇平等、子女受教育权利平等、权益保障平等构成；后者的核心是增大城市拉力，减少农村拉力，由产业政策、农村劳动力发展政策、土地政策等部分构成。在政策的实施上，可视情况作孰先孰后的选择，但保障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平等、工作和住所获得的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平等，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换言之，高度重视农民工从寻求生存到要求实现权利、保障尊严的诉求转变，完善农民工社会政策体系，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政策的有机结合，进而构建改变社会结构的“大社会政策”，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体性提升，也是政府实现“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承诺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