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诱发社会矛盾的潜在诱因

　　大量进城农村人口虽然统计意义上被认定为城市人口，但并不代表其人口城市化过程的完成。许多农民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转移，但缺乏身份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他们处于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发展能力弱化状态，在福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还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巨大的城乡差距使农民工一方面不愿回归农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成为城市人的道路又被堵死，在城市看不到希望，生活变得极端没有意义，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彷徨感。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下，农民工遭受“非国民待遇”，他们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受损后往往会投诉无门，再加各种社会排斥，使他们在心理上遭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处于都市的“边缘化”生存状态，往往容易萌生对城市文明和城里人的反感情绪，很容易产生过激情绪和失范行为取向。一旦这类对社会的不满演变成敌视态度时，极为容易导致社会环境的动荡，并最终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这其中蛰伏的“社会病”，如果不被正视，不改变这种制度性歧视，未来这种问题，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

　　二、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机理

　　“半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使广大农民工悬置于城市和农村的“夹心地带”。我国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现象，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流动问题，而是城市化进程中一系列问题的集中反映，有其自身的制度机理。

　　1.制度安排阻滞农民工融入城市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而城市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户籍管理、社会福利、就业安排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制度门槛。可以说，制度不完善、不公平是当前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因素。

　　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制度鸿沟首先来自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长期以来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体制受到了冲击和弱化，但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依然存在，直接限制了农村人口成为永久性城镇居民。户籍制度使进城农民工难以获得与城镇市民平等的就业、居住权利，分享教育、医疗、社保、公共服务或福利的权利。一些政府管理者只把农民工视为为城市做贡献的廉价劳动力，不像对待城市户口的居民那样，重视他们的权益保护，在制度设计上总是尽量减少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成本。

　　其次，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另一制度鸿沟。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使进城农民工必须办理城市暂住证、就业证、计划生育证、外来务工证等证明。这些证件的办理无疑增加了农民工经济成本，也人为地造成城乡用工隔阂。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现象的存在主要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制度、政策的隔离。一些城市对劳动力户籍、从业行业、雇用数量等都做出硬性规定，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工作稳定性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低、无保障、无福利的边缘性职业和岗位，绝大多数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与城市职工相比，他们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明显低于城市职工的总体水平，大部分缺失必要的劳动保护，为了工作加班加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其结果是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社会，人为导致城乡隔离。

　　2.社会歧视使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产生隔阂

　　社会排斥概念发源于欧洲，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历史上面临社会分化的危机，今天，社会排斥越来越强调的是社会连接的断裂。社会排斥概念指向一个社会中存在社会层级的危机，或者它表明了社会分化在经济之外的意义，包括社会连接的断裂、社会层级的危机、福利依赖层的重新组合等。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不仅在社会结构、制度层面阻碍了农民工实现身份和观念的转变，而且也导致了城市市民对农民工在心理、行为等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排斥。可以说，今天中国对农民工社会性歧视既是既定制度设计的衍生物，也是城市心理的一种自我建构，它是社会群体因素、制度因素和网络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存在，使城市居民享受到各种优惠政策的眷顾，也就形成了城市居民自身的城市优越感，认为城市人是“一等公民”，而农民工是“二等公民”。在城市居民的观念中，城市是城里人的城市，不是乡下人的城市。与当下的制度安排相对应，许多城市居民在宏观层面上视而不见农民工对城市所做的贡献，看到的都是微观层面上农民工的负面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城市居民在农民面前也多以城里人自居，而用“乡下人”，“乡巴佬”等带有歧视性的词语称呼农民工，歧视农民工现象时有发生，而且认为农民工素质低下，将城市治安、市容问题以及城市失业问题归于农民工的存在，这些社会性排斥的存在妨碍了市民化战略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