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数亿农民工在城镇安居乐业、中国基本完成城镇化能够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可是为此让政府在短短六年内拿出十数万亿元，恐怕是超出政府财政能力的。根据目前农民工进城的状况，大概可以得出如下比例：进入大中城市的大概是1/3，进入小城市及建制镇的大概是2/3。

　　近日，国家六部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基本情况。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在回答记者问农民工进城怎么买得起房问题时表示，《规划》中设计了健全城镇住房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既有商品房的供应也有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于既不属于保障对象又买不起商品房的群体，要建设供应政策性商品住房。这个政策不单单覆盖农民工，也包括从其他地方移居到大城市当中的新就业人口。

　　这个政策很好！它体现了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体现了中国社会公平的进步，它使多年来进城的农民工能够真正地安居乐业，使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开始的中国城镇化进程真正能够落实下来。

　　根据《规划》，到2020年我国大概有1.5亿农民进城。社科院最近测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社科院称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1.5亿人将需要3.9万亿元。如果把30年来进城打工的、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正式解决其城市市民身份的农民工一并加起来算的话，可能要有4亿-5亿人，所费成本或许要达十数万亿元。

　　虽然这数亿农民工在城镇安居乐业、中国基本完成城镇化能够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可是为此让政府在短短六年内拿出十数万亿元，恐怕是超出政府财政能力的。

　　有人提出变现国资弥补这个缺口。截至2012年，全国国有资产存量中可交易性国有资产规模约为120万亿元。可通过有步骤、分阶段变现约20万亿- 30万亿元规模的国有资产，用于弥补农村人口转为市民后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同时，国资变现可通过国有资本中长期经营预算来实施，并同步启动全国性社保基金中长期预算，测算未来5-10年全国社保支出资金缺口，相应推进社保统筹范围不断扩大。

　　应该说，这是个好办法。它不仅解决了中国城镇化的大问题，而且为推进国资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高原有国企的劳动效率都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解决了农民工进城的成本来源问题，不等于解决了所有一切。保障房政策覆盖农民工，如果操作不当，得益的不一定是进城的农民工。

　　根据目前农民工进城的状况，大概可以得出如下比例：进入大中城市的大概是1/3，进入小城市及建制镇的大概是2/3。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城市，房价极高，绝大部分农民工买不起住房，政府应该提供保障房。反过来，那里的政府财政支付能力较强，相应地也稍有能力提供给农民工保障房。

　　但是小城市尤其是大量的建制镇，其实是不需要提供多少进城农民工的保障房。除了廉租房之外，即使城镇的保障房房价也要高于农村同类房屋的价格。现在大部分农村公路交通齐全，进入建制镇或小城市的农民工在城镇购房的成本都要远大于其在农村造房加上交通出行的成本。这也就是目前三四线城市房价下滑的真正原因。

　　所以，即使有了农民工进城的成本来源和有了所有社会保障也要覆盖进城农民的政策之后，也不能盲目运用公共财政来随意建设保障房，就像不能将“造城”当做是城镇化一样。

　　《规划》有了好的政策，但是这样好的公平的政策的具体实施，必须是像齐骥副部长所说的“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保障相结合，以市场为主推动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相适应的目标”，才能真正使进城农民工享受到安居乐业的实惠，才不会使保障房成为形形色色腐败寻租的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