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六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翻了一番。”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产业聚集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崔鹏飞说，2007年一家澳门的纺织企业从沿海搬至临颍县产业聚集区，员工月工资当时仅有400多元，“现在我们这儿工资一涨，这个企业又撤走了”。

“现在老板成了‘孙子’，员工对工资待遇不满意就走了。”河南固始居一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恒国说，除了加工资，降温费、绿豆汤、宿舍卫生间空调等福利都要尽量给工人安排好。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劳动力市场采访发现，农民工与招聘企业对工资“讨价还价”程度激烈。正在成都市九眼桥劳动力市场招聘普工的四川川桂阳光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军说，成都市前几年普工月工资才1000元出头，现在没有两三千元很难招到人，经过一番“拉锯战”，农民工对李正军提供的1800元的月工资并不感兴趣。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待遇的要求更为敏感。贵州省遵义县三合镇冷水村22岁的农民工龚前立去过浙江打工，干了几个月就回家了。“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多块，还不够自己开销呢。”现在龚前立在本地干水泥工，每个月打零工也能挣上四千多元。

记 者采访发现，尽管我国目前仍有9亿多劳动力，包括2 .6亿多农民工，劳动力总量依然充沛。但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加速“探底”，存量的转移难度加大已成事实；“用工荒”蔓延加剧，农民工工资、劳动力成本持 续上升则持续多年。立足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寻找“稳增长调结构”良方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