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法第64条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具体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然而由于现行的社保管理体制和制度设计不合理，造成了社保转移接续的不可操作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社保运作的属地化倾向过于明显，由此导致账户异地转移困难重重。特别在跨省转移，及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转移过程中，更是步骤繁杂，令人无从着手。

　　实现全国统筹的前提是各地社保制度要统一，缴费要统一，待遇发放要统一，在制度统一的基础上，还需要相应的管理技术支持。目前各地除了社保制度存在差异外，还存在社保信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也增加了转移接续的难度。在郑秉文看来，社保制度改革重点应该精细化，不应是粗放的完成指标，强买强卖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未来应谋划在制度的激励性上下功夫。

　　农民工“弃保”

　　不仅是“移动”问题

　　农民工“弃保”折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数年前，东莞制造业低迷之际，还曾出现返乡农民工排队退保现象。对此，仅仅一句“短视”不足以概括全部真相。“短视”、“从众”的现象固然存在，但农民工决不是傻子。人都是理性的，其决策、行为受到预期的支配，当预期乐观时，他就愿意为未来舍弃部分现在的利益；相反，他就宁愿折现，损失部分利益，也不愿意为未来埋单。试问，现行的社保制度又给了农民工多大的信心？个人缴纳、企业缴纳的钱，谁来保证若干年后，农民工能拿回那些钱，而不被CPI吞噬殆尽？

　　更多的人将农民工“弃保”现象归咎于社保的“碎片化”，移动、转保、接续的困难，这也只是部分原因。社保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与农民工“候鸟式”生存状态格格不入。一旦离开打工地，又无法成功转保的话，企业缴纳的部分就化为乌有，企业损失巨大，自己也没有任何得益，这笔“买卖”实在不划算。人社部2008年8月就表示要出台接续方案，似乎到今天仍然没有理顺。

　　退一步说，就算移动问题解决了，农民工就愿意缴纳社保吗？未必。按相关规定，农民工的社保个人缴费比例为4%~8%，如果交齐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女工生育五项保险，合计费用占到了工资总额的40%左右。不说40%，哪怕8%，对于月收入普遍只有2000多元、处于“养家糊口”状态的农民工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今天饭都没吃好，谁会管明天喝什么？

　　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除了在技术层面，完善社保政策，克服异地转移的种种障碍；在预期方面，夯实社保大堤，提升农民工对社保的信心之外，更重要的途径在于，从收入的角度，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整体收入水平，让他们有足够的“闲钱”可以为未来打算。通过经济转型升级，增加产业利润，让企业有能力为农民工支付较高的薪酬；给群体赋权，让农民工有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不只是作为“人口红利”而存在；通过释放城镇化红利，譬如土地入市等，让农民工分享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