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城镇化的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拿出改革的办法。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前所未有，原先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不能有效地应对当前的问题。比如各地基本养老保险条例中都规定，必须在一个地方累计缴费满15年以上才能享受退休待遇。对于养老保险来说，这个最低时间要求明显带有“城镇”色彩。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很难满足这样的条件。再比如广东、北京等地的农民自建的“出租屋”，解决了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也用于对外租赁。但这些出租屋是在集体土地上兴建起来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集体土地不能用于房屋开发和经营。

　　创新社会管理，化解新型“二元”矛盾

　　城镇化，是经济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城镇化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课题，而良好的社会管理创新则能够促成有质量的城镇化。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围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竞争力，提出要合理确定城镇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形成城镇化新格局。

　　与2009年、2010年相比，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更加强调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农民工问题的有序解决。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重大背景下，认真对待当前城镇化的热点，重新认识城镇化的难点和重点。

　　从2011年一些重大社会事件来看，城镇化的热点问题，相当一部分起因于农民工不能与所在城市全面融入。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存在，在一个城市内部，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新的二元矛盾又已浮现。在有的城镇，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贫富悬殊拉大，居住环境差距明显；在有的城镇，本地人享受各方面福利待遇，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享受不到这些待遇；在有的城镇，当地政府聘用本地户籍人口管理外来人口，社会纠纷有时得不到公正处理。广东等地出现的恶性事件，正是发生在一个城镇之内，由当地人与外地人的“二元”矛盾所激发，其原因就是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管理、城市管理跟不上所致。

　　本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进程。这一进程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数亿大军从农村到城市。在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许多地方的城镇化速度虽然会有所减弱，但仍将持续一贯的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城镇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消化、融合已在城镇就业但尚不能完全融入城镇的外来人员。对于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吸纳和融合的长期过程。

　　逐步与有序地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问题涉及面既广又深。解决农民工问题既需要战略上高度重视，又要战术上精心把握。“高度重视”，“逐步解决”、“有序引导”就是应该把握的行动指南。

　　首先要认识到，稳步推进农民工变成市民，关系到上亿人口的切身利益，不能不急；同时也要考虑到城镇是否有足够的承载能力，不能操之过急。北京等特大城市面临着水资源、交通等多方面约束因素，在放开户籍方面尤需谨慎。一些地区如重庆市的人口过多地集中于小城镇，也引起了小城镇不堪重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如何合理分流农民工，是个极其重要的城市化路径选择问题。

　　其次，要抓住重点，要集中力量解决好若干关键性的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问题。其一是3000万举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的问题。其二是针对所谓二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安居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人口，他们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迫切，解决好他们的身份转换，对于城镇化的质量提高有着显着意义。

　　第三，着眼长远，着力提升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和就业能力。从下一代出发，为农民工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加强技能培训，使他们能主动地适应城镇、融入城镇，在城镇中自我成长、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