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同比增长3.9%,而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较上年提高241元。
以往人们过多局限于满足农民工生存需要和如何适应城市的观察上,现在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已经不是简单的生存,而是渴望在城市拥有一个“家”,想与城市人一样拥有自己的生活。认识不到这点,不进行政策设计的转型,就无法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也就无法契合农民工从重视生存到要求实现权利、保障尊严的诉求。
在农民工群体继续增加和我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大潮中,跳出单一经济视角――收入增加――审视农民工群体的合理诉求,实现从生存到尊严的体面转身,就成为一道现实课题。尽管当下不少人开出的“药方”都有一定的指向性,但由于不重视或者故意忽略了农民工的尊严实现诉求,让不少看似合理与美好的政策设计有落空的尴尬。还有不少政策仅仅停留在保护农民工合法利益的具体层面上,而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没有得到制度化解决,多呈现出权宜状态等。
唯有让农民工的尊严和权益诉求落地,才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当然,这需要一系列政策的配合和综合实施。这就要消除农民工被排斥、被利用、被敌视的命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还是保障权益,都不能把农民工当成是被动的接受者,更不能利用农民工群体来达到一定的目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沿着这样的思路推理,消除农民工被利用的逼仄现实,就要防止农民工群体这一夹心层被长期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在从生存保障到尊严保障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已不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要通过积极参与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制度安排,倒逼政策设计有利于、最起码不侵蚀他们的权益,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也就是说,必须尊重农民工群体的意愿和选择,实现从生存到尊严保障的提升,这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否实现,更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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